大成国起义是十九世纪中期继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在南方爆发的规模空前的天地会反清武装大起义，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太平天国革命并驾齐驱、相互辉映，在我国农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悲壮而绚丽的篇章。大成国起义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而探讨这一关系，对于深入认识大成国起义乃至太平天国革命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太平天国革命影响和决定着大成国的兴衰成败
    大成国起义爆发于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之后的1854年，失败于天京将陷前夕的1864年，与太平革命几乎并相始终，作为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近代中国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深深地打上了这场大革命的烙印，而且其兴衰成败也与之攸戚相关。
    （一）太平天国革命直接推动了以大成国为典型的广东洪兵大起义的爆发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以及清朝封建统治的日益黑暗，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渐次兴起，而特别是在鸦战中首当其冲且受害最深的广东，以天地会为主体的民众抗争异常活跃，“粤省莠民聚众拜会，其党分布各州县”，[①]统治者惊呼：“群盗如毛”、“游匪如林”。[②]但由于天地会“聚散无常，漂流不定”[③]因而其往往是“旋起旋灭”，始终没有汇成一股足以动摇封建统治的强大力量。
    1851年1月，洪秀全、冯云山等人领导贫苦农民在广西金田揭竿而起，发动了对清王朝的猛烈进攻，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天国英雄们显示出来的革命斗争精神以及所开创的革命形势，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南粤各地天地会众的反清斗争，而且吸引了广东清政府的注意及兵饷，为天地会的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湖南巡抚骆秉章说：“两粤自金田逆贼滋事以来，民风尤多不靖，……匪党倏合倏分，官军旋扑旋起”。[④]到1854年夏天，在珠江三角洲，“人人艳说粤东金田村拜会事”，[⑤]一场大革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太平天国建都后，为夺取广东这财赋之区，切断清军兵饷接济，配合北伐和西征，亦积极联络和策动南方的起义。1854年，冬官正丞相罗大纲派使节卓杰生回粤与天地会首领何禄、陈金刚联系，据说天王密使还会晤过李文茂。[⑥]在清广东当局开列的被捕义军首领中，有不少是太平天国将领，如汤威章是“伪都督，洪秀全伙。后回来，扎佛岭市”。[⑦]麦宜怀是“受冯云山伪封英烈王，攻破肇城，戕害李肇罗道之犯”。[⑧]在清吏审讯甘先的问词中，还提及“由南京回来之宋亚如”。[⑨]故骆秉章在奏报中说：“现获奸细各供……各匪首亦有自江南潜归四出勾结者”。[⑩]咸丰帝上谕亦说：“江南逆匪，潜遣伙党回粤，勾结丑类，同谋滋事。”[（11）]当时天国领导人曾告诉来访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东省及广州城内，他们的真朋友、真兄弟数以千以万计”。[（12）]而义军则宣称是“洪秀全约其起事”，[（13）]“声言接应金陵大股”。[（14）]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对广东洪兵起义不仅只是精神道义上的影响和鼓舞，而且还直接参与了其策划和发动，可以说，以大成国为典型代表的，洪兵起义是在太平天国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爆发的。
    （二）太平天国的盛衰直接牵连着大成国起义的成败
    太平天国不仅影响和推动了大成国起义的爆发，而且其盛衰还直接牵连着大成国的成败，南北两支起义军在共同的反清斗争中同呼吸、共命运，故清方说：“是窜踞江南之贼一日不灭，则南服一日不能敉安”。[（15）]
    1854年，太平革命蓬发展，北伐、西征捷报频传，清廷内外交困，疲于奔命，而广东“库贮源源拨解迁省，诸营兵力以调而单也”[（16）]陈开、李文茂正是利用了清朝反动势力严重削弱而无暇南顾的有利时机，于是年夏天在佛山等地揭竿而起，掀起革命高潮，所谓：“洪杨进据金陵……两广在野会党咸乘机起奉太平天国正朔，转相号召，或攻陷城邑，或据地，雄长一方”。[（17）]
    1855年义军移师广西后，清廷仍陷于太平军沉重打击的泥淖中而难以自拔，“东南军事棘，竭兵饷于吴楚，未遑问广西事”。[（18）]广东清政府也因兵单饷竭而拥兵自保，“不肯越境穷追。”[（19）]而“粤西连年被贼，兵饷两绌，”[（20）]在声势浩大的会党武装面前，其“调兵则不敷分拨，募勇又难筹经费”。[（21）]义军则乘“番官计穷力竭之秋”，迅猛发展，定鼎浔州（治今桂平），然后以此为中心，四面出击，解放了广西全部精华地区以及广东、贵州的一部分，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严重地震撼着清朝在南方的反动统治。
    但是，1857年的革命形势已开始急转直下，刚经历了“天京变乱”阵痛的太平天国，又因石达开的出走而雪上加霜，天京处于清江南大营的包围中而处境危难，清廷于是得以喘过气来，腾出较多的兵饷对付大成国。6月，骆秉章派侯选知府蒋益澧等率3600余湘军入桂，并于翌年5月大败李文茂大成军于临桂苏桥。接着，道员刘长佑、刘坤一等又率8000湘军尾追太平军入桂。湘军对各地大成军进行了血腥围剿，义军虽浴血奋战，但因失去了太平天国这个坚强的后盾，其屡战失利，城池相继失守，形势日趋严峻。
    正当大成国危难之秋，1859年8月石达开率军入桂，“而自石逆入境以来，流毒千里，破大小村寨凡千数百计，官兵应援不及”，[（22）]清政府为对付太平军，遣兵调饷，分散了力量，这样，大成国得以乘虚蹈隙，重新部署反清作战，并对柳州、梧州等地再次发动猛烈的进攻。大成军的斗争还得到了太平军的直接支持和配合，如石达开曾协同大成国隆国公黄鼎风进攻贵县怀南里，他的“礼部大中丞”周竹歧还做了黄的军师，为其出谋划策。总之，石达开入桂，使战争形势一度好转，大成国的斗争又得以蹶而复起，故史称：“石逆入境，贼焰益张”。[（23）]
    1861年，太平天国为保卫安庆，与湘军展开了全局性的决战；但第二次西征以败绩告终。安庆是长江上游拱卫天京的屏障，其陷落使湘军得以乘胜东下，直逼天京，战争形势又趋恶化。在广西，石达开军辗转两年余，却进战不利，为实现其进图四川的军事意图，8月14日，石军开始撤离广西，由于失去太平军这支最重要的友军，大成国的战守更形困难，21日，秀京失陷。此后，黄鼎风虽率余部坚持斗争，但已无法挽回败势，这场轰轰烈烈的天地会起义，终于在1864年6月，即天京失陷前夕，被清军扼杀在血泊之中。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革命的盛衰对大成国的整个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近代中国革命高潮不可分割的整体，太平天国的命运决定了大成国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