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压大成国起义中，清朝地方官员一个个飞黄腾达，用农民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花翎顶戴：两广总督叶名琛加官体仁阁大学士，当了“宰辅”。广西巡抚劳崇光晋升两广、云贵总督。刘长佑及其族叔刘擢一先后坤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知府蒋益澧和张凯嵩亦因“所向有功”而连升广西按、布两司乃至巡抚。地方官吏在短短的五、七年内，连连升官加爵，迅速上升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这在清入关以来是从未有过的现象，这从反面也说明了大成国起义对清廷打击之沉痛，从而引起其对镇压这场起义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大成国是太平天国在南方一支最重要的友军，它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给予了清王朝以沉重打击，从而极大地支援了太平天国在大江南北的反清斗争。
    （二）部分大成军直接配合石达开部在桂作战，甚至加入太平军行列，为太平天国革命谱写了壮丽篇章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开国元勋及军事主将，天京事变后，因不能见容于洪氏兄弟而率师离京，但远征数省，宛如流寇，在军事上并无多大建树。1859年8月，石败退广西，此时广西以大成国为中心的天地会斗争正风起云涌，义军控制着八桂半壁江山，消灭和牵制了清大量兵力，大成国卓有成效的斗争，使石得以乘虚伺隙，避敌主力，在两年多时间里攻克城池近20座，并一度围攻桂林，从而取得离京后军事斗争的重大胜利。
    太平军入桂，与大成国辖地成犬牙交错之势，两军虽因门户之见而存在隔阂，互不统属，但反清的共同目标及地域，却使他们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客观上是遥相呼应，互相支援。如石达开进驻庆远，是因为“庆远与柳州，势若唇齿”，其可以“藉柳贼以为蔽”[（47）]。而在特定的情况下，两军甚至能联合起来，并肩战斗。1860年7月，石军万余人取道横州进占兴业（治今玉林）土狗圩和寨圩等地，企图进攻玉林，大成军配合了这次行动，陈开率军从贵县入兴业，“乘江水泛涨，率党驶至黎村江焚劫，”“艇、会匪……围攻罗带村，又攻文头岭、马角岭”，[（48）]并占领了长盈圩等地。该役失败后，两万太平军转攻南宁、未果，赖裕新率军退武缘（今武鸣），途中受团练狙击，数千太平军遂翻山入邕宁，再攻邕城，并“纠约浔州艇匪陈开等，驶船百余只，上攻永淳（治今横县）苏、梁、张各村”，[（49）]，与之相呼应，配合攻城作战。
    在反清作战中，部分大成军还加入到太平军的行列，如1859年11月，石镇吉数千太平军入象州，“至城会合艇匪”[（50）]。1861年8月秀京陷后，“陈开余党约三四万”相随太平军而去[（51）]。但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当推李锦贵和李文彩两支。李锦贵原为大成国澄江（今上林）知县，当1857年8月攻占上林时，所部即“蓄发变服，遍张伪示，用太平天国年号”[（52）]，表露了对太平天国的向往，并借以壮大声威。石镇吉占领宾州并分兵迁江（治今来宾）、上林、贵县后，他率部投奔，1860年3月被封澄江县大令。5月至6月间，又先后迎石达开军入上林、宾州等地，并和太平军合力攻克武缘。翌年3月，石加封其为纯忠大柱国体天侯，“倚为干城”，李成为石达开立足桂南的重要支柱，其一直战斗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直至次年5月病逝。
    李文彩原是大成国定国公，1859年9月当太平军经略桂南时，他配合石镇吉攻占永淳的苏、梁、张三村，后又西攻百色厅。1861年10月石达开远征湘黔，他随即经怀远（今三江）入黔，加入太平军行列，被石封为“亲天燕”，旋随左宰辅李福猷与清军激战于川滇边界之横江，策应石达开渡过金沙江。石大渡河覆没后，则主要转战于贵州境内，联合张秀眉等各族农民起义队伍，坚持反清斗争。1872年3月李在镇远牛塘被俘牺牲。李是太平天国一名英勇善战的将领，所部高擎太平天国旗帜，转战湘黔川滇等省，成为太平军余部中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一支队伍，为太平天国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沉重打击了清在西南的反动统治。
    由此可见，大成国不仅支持了太平军在大江南北的抗清斗争，而且直接支援和配合了石达开太平军在桂军事作战，使其取得了离京后重大的军事胜利，李锦贵、李文彩等领导的大成军甚至加入到太平军行列，接受其宗旨、信仰、旗号，为太平天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三、大成国与太平天国不能合流之原因及后果
    大成与太平尽管互为友军、互相支援，但天地会与上帝会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反清团体，反清的一致性使它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合作，但这是不自觉和不稳定的，由于信仰、斗争宗旨的分歧，两者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各行其是，这正如陈开所说：“洪秀全扫北，我今取广，他拜上帝，我是大成洪德，并不与他一路。”[（53）]
    上帝会是一个信仰独一真神、旨于“开创新朝”且“军律极严”的农民的宗教政治团体，而作为民间秘密结社的天地会崇拜多神、揭橥“反清复明”并沿袭了下层社会的许多陋习，两者“颇不相容”，对此，洪秀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虽未曾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况且三合会又有数种恶习，为我所憎恶者。……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54）]鉴于此，太平天国对天地会的加入虽然是“乐予容纳”，即所谓“准上海、闽、广贼党来降”[（55）]，但它同时又严格地加以限制，“洪秀全命令他的党徒，凡三合会人们，如不舍弃旧习而皈依真教，则不容收纳。”[（56）]
    太平天国坚持有条件地吸纳天地会分子，这对于统一思想、纯洁组织和严明纪律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金田起义前后，太平军曾以此成功地招收了罗大纲、苏三娘等为代表的天地会武装，并有效地抵制了张嘉祥、张钊、田芳等部的叛变和陈亚贵等部“奸邪淫乱”的行为。太平军在突永安（今蒙山）围并由桂入湘过程中，又吸收了天地会五万多人，从而卓有成效地推动了前期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但是，太平军也有过因丧失原则而受挫的教训。1855年底，石达开在江西新昌接受了由周培春等率领的二、三万广东洪兵起义部队加入，石对这些部队“乃阳示羁縻，令其自树一帜”[（57）]而没有加以整编改造，结果这些保留原有旗帜、组织、称号的“花旗”，给太平天国造成了破坏纪律，不听指挥、发生叛变三大恶果。[（58）]1859年9月，石达开部将陶金汤率军两万余自桂林南下，联合天地会张高友义军攻占永安，但由于丧失警惕，结果张“将陶逆杀戮，尽掠所有，并逼其众归张统辖”[（59）]，使太平军蒙受了重大损失。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进入广西的石达开不啻是一副清醒剂，因而当1860年6月他移师桂南，与大成国打交道时，就变得小心谨慎，无论是接受李锦贵等人的投奔，抑或是主动争取大成国领导人的联合，他都始终恪守上帝会的规矩，以不放弃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为前提。1861年7月，石派人到秀京劝说陈开：“尔大成洪德，不能成事，如果敬拜上帝，我与尔合”[（60）]。但大成国主要领导人不愿放弃天地会的传统，不肯改变自己的多神信仰，改奉太平天国正朔，更不愿接受其教规军纪的约束，加上对太平军在大成国辖地争夺地盘心存戒备，因而拒绝了石的联合请求。陈开表示：“我心不愿，”而刚被石镇吉逐出宾州的黄鼎风等人亦“不愿拜上，话是从番”，表示“仍要大成洪德”[（61）]，甚至陈开在秀京沦陷，“欲赴贵县大圩投翼王”时，还说：“我不拜上，无奈覆国，只得投他。”[（62）]。由于双方分歧太大，信仰不一，囿于成见心又存芥蒂，因而两支队伍始终没能结合为统一的革命武装，它们的军事作战除了偶然的配合外，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大成、太平不能携手联盟，在共同的战略目标下协力奋斗，给双方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造成了不良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