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成国方面说，虽然其建立了以秀京为中心，横跨两粤数十卅县并拥有数十万军队的革命政权，成为十九世纪中叶继金田起义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斗争水平最高的农民起义，达到洪门斗争史上的最高峰，但是，天地会“反清复明”的斗争宗旨、分散性的痼疾以及沿袭下来的种种“恶习”，都极大地限制了大成国的政治眼光，使其缺乏远大的政治抱负，既提不出鲜明的反帝反封的纲领和口号，在政略上又制订不出一套定国安邦的决策措施，而在实践中更难有饮马长江、逐鹿中原的军事作为，其始终局促于粤西一隅之地，成不了大事。
    石达开回桂时，大成国刚经历苏桥惨败，但在兵力上仍占优势，并重新夺回了桂中重镇柳州，此时若能争取太平军的支持和配合，即如清方所耽忧的“倚石逆以为援”[（63）]，其定能赢得战争主动权，但结果却事与愿违：1859年9月，“翼王本拟南进直入柳州”，但陈开“拒而不纳”[（64）]。12月，数万湘军、团练发动了大规模攻城战，而此时石部10万太平军正驻师庆远，柳州与庆远；唇齿相依，但数千大成军与敌苦战50天，却始终没有争取太平军的支援，结果使这个上连省城桂林、下结都城秀京，关系到国运存亡的战略要地陷落敌手，从而使大成国完全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不得不由进攻移入防御，并逐渐走向失败。
    1861年4月，湘、粤两军联成一气，开始夹攻浔州，在大成国面临存亡续绝之际，石达开率数万军回贵县，并进驻距秀京约百里之大圩，“连营数十里”，在这危急关头，“如陈逆与石逆党结力并，为祸必烈”[（65）]，但陈开等人没有接受石达开的联请求合以挽颓局，结果石“闻官军将至，先率全军离去”[（56）]，撤离广西。失去了贵县太平军这一屏藩，秀京完全成了一座孤城，最后被清军攻破，陈开牺牲，大成国终以失败结局。
    大成、太平两军不能联合，同样也给太平天国带来了负面影响。由于农民阶级小生产者的弱点和阶级局限性，太平天国不能自觉地提出一个统一领导各地各族人民起义的纲领和口号，亦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造旧式会党，把它争取到自己的旗帜下共同战斗，因而它与大成国始终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支南方最大的起义队伍的作用，以有效地配合其军事斗争，结果唇亡齿寒，大成国的衰败使之亦随之败亡。
    没有大成国支持而遭受挫折，这对进入广西的太平军来说，可谓尝到了苦果。1859年8月，太平军“不下十余万人，围扑省城，”当时形势是“贼（义军）众兵（清军）单”[（67）]，城内只有清巡抚曹澍钟少量兵练把守，萧启江、刘长佑、萧荣芳等部湘军分别受阻于兴安、灵川和柳州等地，蒋益澧虽率勇千余自平东入援，但“勇多疲病”，加上粮饷不足，因此，桂林情势极端危急，“人皆震恐”[（68）]，但这一“关系全省大局”的战役却没有柳州大成军的积极配合，结果贻误戎机，被清军各个击破，功败垂成。
    10月，石部太平军驻师庆远，与柳州大成军形成犄角之势，但“柳匪”却“不从石逆”，[（69）]结果太平军坐困孤城，粮饷无着，又“节节为团练控扼，进退靡骋”[（70）]，最后被迫放弃这个经略了8个月的桂北重镇。石在“由黔入川”本志无法实施情况下，率军南下，入上林、宾州、武缘，围南宁，并在贵县建立翼王府，大有在桂南重整旗鼓之态势，但他同样没有处理好与友军的关系，石只依靠李锦，而李一病死，其部属叛变投敌，他即失去了倚傍，只好辗转他走。由于石部太平军没有争取到以大成国为主体的友军的积极支持和配合，甚至与之发生摩擦、冲突，结果在清军的围剿下屡遭挫折，城池得而复失，兵力消耗了80%，其成了一支没有稳固立足地的孤军，最后不得不在条件很不成熟的情况下退出广西，“冒险北上，远征四川”[（71）]，从而导致了大渡河全军覆没的厄运。
    总之，由于信仰迥异，大成国与太平天国始终没能合流，和衷共济，在共同 的战略目标下协同作战，终致各自为战，一损俱损：由于得不到太平军的支持，大成国的城池相继失守，最终国破主亡；而失去了大成军的配合，太平军也无法在广西立稳脚跟，石达开被迫离桂北上，并最终失败。
    注释：
    ①民国《顺德县志》卷二十三，5下。
    ②《清文宗咸丰实录》卷三十四、三十五。
    ③ （54） （56）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神州国光社《太平天国》（六）第873页。
    ④ ⑩ （13） （14） （15） （45）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上册），广东人民版，第378、383、439、377、439页。
    ⑤⑦⑧ （34） （35）《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上册）第242、275、289、65、62页。
    ⑥ （12） （64） （71）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册），第835、809、1475、1512页。
    ⑨《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第646页。
    （11）《华东续录》卷三九。
    （16）清人编《羊城西关记功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