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太平天国革命大大提高了大成军武装反清的斗争水平
    大成国起义虽然是一场以“反清复明”为斗争宗旨的天地会起义，但由于它是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影响、推动和作用下发生和发展的，因而它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近代中国农民斗争的史册上。
    过去的天地会起义，往往表现为流寇主义，“饥则蜂起，饱则远扬”，“旋起旋散”，[（24）]不仅时间短暂，而且很少拥有较为稳定的根据地。他们奉明朝后裔为君主，尊奉“天德皇帝”而自称“元帅”、“都督”、“镇侯”、“统兵”、“大司寇”等名目，他们既不蓄发易服，也不称王封王，更不会自立王国，故此时的会党起义始终打不开政治局面。
    但是，太平革命之后的大成国起义却是别开生面：起义在酝酿时即有“以陈开为盟主”，“约期皆友”之说[（25）]，而起义一发动，则四面八方“同时并起”，“千村万落尽红旗”。义军蓄发易服，“旬日之间连陷数十州县”，[（26）]并一度以陆师数十万，船只数千，分三路围攻省城广州达半年之久，充分表现出由零星分散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联合集中的趋势。义军攻克浔州后，打破了非朱姓不称王的规矩，建立了“大成”农民革命政权，改浔州为秀京，以“洪德”纪年，陈开称“镇南王”（后改“平浔王”），李文茂称“平靖王”，梁培友称“平东王”，区润称“平西王”，梁昌称“定北王”，并广设官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一度占据和控制了大半个广西，波及粤湘赣，坚持斗争10年，成为金田起义后南方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壮举。
    在大成国起义中，义军还超脱了天地会“结义复仇”、“抗捐抗税”、“开角打单”、“劫富济贫”的窠臼，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目标。《陈开自述》说，起义是为了“同打江山，有饭大家食，有钱大家使，有衣大家穿……无田者各给其田。”[（27）]李文茂在攻克庆远的告示中，明确宣布起义是“要救百姓水火，贪官财主杀清”，要建立一个“大齐共享太平，人人安居乐业”[（28）]的社会。黄鼎风告谕还申明了废除土地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田地为务农之本，天下旱畬水田，均为我农所辟，田主历代收租，实干天怒！自此之后，仍照旧制，田主不得借故收租”[（29）]。大成国这些纲领与太平天国所勾画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天下一家，共享太平”[（30）]的社会蓝图呈异轨同趋之势，从而使其斗争达到了天地会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此外，大成军还站在维护民族独立的立场上，深刻地揭露了清政府“竭库和番”的卖国行径，并鲜明地表达了反对列强侵略的严正立场。1860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战中攻陷津京，烧杀抢掠，大成国对侵略者的暴行及清廷的卖国投降政策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去岁夷攻破天津，燕京随亦被陷。恭亲王借端篡位，咸丰君逃出东洲。满汉官员，死者过半。各省提督，既不能兴勤王之师以保君，又不能举义兵之将以御敌。……乃竟卑躬屈节，阿附夷，低首下心，曲从酌。忘君事敌，纵议殃民，此诚天地所不容，鬼神所必怒者也。”[（31）]如此旗帜鲜明地谴责揭露清政府实行的民族投降主义，表达反对列强侵略的立场，这在洪门斗争中是罕见的。
    由上可见，大成国无论在封王建政、斗争纲领，抑或是对外政策等方面都超越了以往任何的天地会起义，而其斗争水平的提高，却是太平革命影响及作用之使然，是大成国从中受到了鼓舞和启发，并吸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简言之，这是大成国学习太平天国以开展革命斗争的结果。
    二、大成国起义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
    如上所述，太平革命影响和决定着大成国的兴衰成败，但另一方面，作为近代中国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成国对处于中心地位的太平天国革命也同样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一）大成国是太平天国在南方最重要的友军，它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的反清斗争
    大成国是太平天国在南方关系十分密切的友军。陈开称其所部对太平天国“遥承节铖，坐拥旌旄”，[（32）]而移师广西是因为“有洪秀全之浔洲，可立基业”，[（33）]其发布的文告甚至用太平天国“春官正丞相”、“正师帅、副师帅”等职官名号及“太平天国”印鉴和年号[（34）]。义军攻克浔州后，建国号、设官职、改正朔、易地名、铸钱币，许多是效法了太平天国，故而清方说：“观其更定州名，任命官吏，限令剃发，纳粮，似有政治意味。……显有拥护天王之意，未可以平常土匪目之也”。[（36）]清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甚至分不清拜上帝会与天地会、太平军与大成军而统称“会匪”，误称“天国将李文茂”。[（37）]
    大成国起义是洪门斗争史上给清王朝打击最沉重的一次起义。义军在广东攻占了40余座府州县城，在广西攻克了8府30多个州县，并对两个省会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义军横扫两粤，所到之处，政治上“开狱放囚”、搜东贪官劣绅；经济上“遍掠富室”、赈弱济贫。在农民军的扫荡下，“富室高门多为贼鱼肉，釜甑破碎，竟有以烂为炊者，复有不得米而一家俱饿死者”，[（38）]那些平日残民以逞、作威作福的官绅一个个丧魂落魄，发出“四顾茫茫，无一安靖处”，“上天无路地难入”[（39）]的哀鸣，陡然威风扫地。
    大成国起义前，清政府集中全力对付太平天国，岭南被视为可靠的后方，而义军“自定鼎秀京，水陆雄师，威镇两粤”，[（40）]无异于清廷后院起火。义军不仅牵制了两广一万多名清军（不包括临时兵勇）和千余只战船，还牵制了从闽湘等省调来的两万余清军。在广东，根据当局缩小了的统计数字，义军毙、伤、俘清军最少在万人以上，击沉、击毁和缴获的战船五六百只。在广西，据义军称：“数年以来，凡与番清交战，大获胜仗者，指不胜屈。……及计所获番兵官战船，前后共有一千余号，所得番营炮口，大小共有一万余条。由是番官胆丧，番兵气馁，番库亦极空虚”[（41）]。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苦于兵力有限，经费无多，顾此失彼，仓皇失措”，[（42）]被迫从前线来回调遣军队，这就打乱了清军的阵脚，减轻了太平天国的压力，从而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其军事斗争。
    此外，大成国起义还严重地威胁到清廷的粮饷供应。金田起义后，富庶的广东一直是清军重要的筹饷地，其除上解京饷外，还承担向邻省调拨协饷的重任，1850至1853年7月，其拨解各省的协饷达423.2万多两，[（43）]，甚至太平军在江南打到什么地方，协饷就指拨到什么地方。但是，大成国起义后，由于许多富庶地区及水陆要隘被义军控制，商路梗塞，贸易下降，致使官府的地丁正耗、海关税、盐课、太平税等收入锐减，而军费开支在大成国10年中却高达1000多万两[（44）]，广东出现了饷银匮乏的危机，其京饷、协饷已无法再按期上解。另外，清廷为彻底消除大成国这“广西心腰大患”，在广东饷竭的情况下，又转而从各省调拨饷银，如指令湖南“按月筹发广西军饷三万两”，[（45）]四川、山西、陕西“拨解粤西军饷”[（46）]这样，大成国起义既一度切断了清廷的广东饷源，又牵制了湖南等省的兵饷，从而使其镇压太平军之“剿饷”更显短绌，军事行动受到极大的制约。
    太平天国自内讧及石达开出走后，元气大伤，整个战争形势急剧逆转；在湖北战场，1856年底，武汉失守，湖北根据地丧失；在江西战场，湘军陷湖口、梅家洲、九江，控制长江水面；在江苏战场，1857年底，清军攻占镇江和瓜洲，并恢复江南大营，再围天京。但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太平天国没有发展到迅速崩溃的地步，其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全国仍处于革命高潮之中，北方捻军、南方大成国以及西南各族人民起义方兴未艾，使清王朝顾此失彼，忙于招架，而特别是大成军和捻军这两支规模最大的队伍，一南一北，成为太平天国的两翼，在客观上给这场革命以很大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