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艺术虚构到史实论证
    霍希胡茨的剧本《天主代言人》作为艺术创作，难免有历史虚构的成分。例如，戏中作为希特勒法西斯屠杀犹太人见证者的格尔斯坦，事实上从来没有同当时教皇驻柏林的代表奥尔森尼戈见过面，自然也没有过戏中所描述的长篇谈话。但重要的是它以最大众化的形式提出了人们心头的疑问，打破了沉默，引起了舆论的广泛注意和热烈反响。正是在该剧的影响下，1964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了一部很有分量的历史著作《庇护十二世与第三帝国》。这本书的作者邵尔·弗里埃德兰德尔生于1932年，是一个研究纳粹时期的历史学家，他的父母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战争期间他本人在法国的一个天主教修道院里幸存了下来。弗里埃德兰德尔承认自己的著作得到霍希胡茨剧本的启发。《庇护十二世与第三帝国》更多地强调让可信的历史文献本身来说明问题。其主要依据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驻梵蒂冈大使给希特勒政府的秘密报告。正如弗里埃德兰德尔在该书结论中十分谨慎地指出的，这些文献表明：“教宗看来对于德国有所偏爱，而且这种偏爱并未因纳粹制度的性质而有所减弱，对此教宗在1944年之前并不讳言。”弗里埃德兰德尔希望梵蒂冈能够开放自己的档案，以期通过“同梵蒂冈档案中的相应文献进行对比”，来检验他本人著作所叙述内容的真伪。弗里埃德兰德尔的这部著作很快被译成英文，于1966年先后在纽约和伦敦出版。
    迫于舆论的压力，教皇保罗（天主教会通译为保禄-译者注）六世在1964年下令一个耶酥会学者小组着手编辑整理梵蒂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文献，并尽快出版。从1965年到1981年的数十年间，在《教廷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件和文献》这个总标题下，共发表了11卷档案。除了第一卷用英文发表，其余10卷均以文献原文并附法译文出版。从表面上看，用这样的形式发表的文献似乎很符合学术规范，应当是可信的。但是否包括了全部？在关于庇护十二世的文字战正酣的氛围下，某些不利于教皇的文件是否有可能被梵蒂冈故意隐瞒或者抽掉？尽管梵蒂冈和文献的编录者信誓旦旦地保证其完整性、真实性和可靠性，但事实对此提出了挑战。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瑞士担任整个欧洲情报协调人的杰拉德·里埃热在其回忆录《永不绝望--为犹太人和人权服务60年》（1998年出版于法国）中指出，梵蒂冈出版的文献集里缺少他于1942年3月18日让教宗驻伯尔尼代表菲利浦·贝尔纳迪尼转交梵蒂冈的十分重要的备忘录。里埃热写道：“我们的备忘录揭示了许多天主教国家或者具有广大天主教居民的国家，如法国、罗马尼亚、波兰、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等的犹太人的灾难性情况……每个国家的情况都有逐一详细说明。我们当时有可能显示纳粹旨在消灭整个犹太民族所采取的措施。”而梵蒂冈发表的文献集表明，梵蒂冈教廷收到了里埃热及其同事里查德·利希泰姆的备忘录，并且保存在其档案中，其内容在该文献集第八卷的一则关于“反犹主义措施”的脚注中轻描淡写地被提到，但文件的原文被删除了。里埃热强调指出，他们在备忘录中特别提到“在若干这样的国家里，政治领导人乃是很容易接受梵蒂冈引导的天主教徒”。但遗憾的是只有斯洛伐克的总统、天主教神甫约瑟夫·蒂索似乎在梵蒂冈干预下“缓和了反犹政策”。因此，里埃热希望梵蒂冈公布其保存的有关庇护十二世和虐犹的全部文献。
    在梵蒂冈陆续出版其文献集的同时，争论仍在不断发展和深入，一系列的有关著作相继问世。对于庇护十二世进行批判和指控的著述，主要着重于发掘新的材料来证明教皇和教廷对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所谓“最终解决”不仅知情，而且以保持沉默来表示默认和纵容。例如，1964年在纽约出版的龚特尔·列维的《天主教会与纳粹德国》一书，着重指出不论教廷有多少正当的理由和辩解，面对这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而保持沉默，在道义上也理应受到谴责。他写道：“天主教神学家们为基督教会的谨慎与一个基督教徒的懦怯之间的分界线而长期争论不休。这种界线往往是很难划定的，尽管面对犯罪保持沉默可以防止更坏的事情发生之类的诡辩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寻求划定这种界线的艰巨任务。有时不认罪反而会加重道德的负罪感。沉默是有限度的。”曾经当过神甫的意大利记者卡罗尔·法尔科尼则在其《庇护十二世的沉默》（意大利文本，1965年；英文本，1970年）一书中根据纳粹在克罗地亚的累累罪行的大量文献资料，认定教皇庇护十二世完全了解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乌斯塔什的暴行，但他不置一言，无动于衷，以此来表明他对法西斯制度的认可。法尔科尼写道：“梵蒂冈当时消息十分灵通……人们不断迫切要求教皇表态……凡此种种，毫无疑问不利于为庇护十二世的矜持和沉默辩护。”同时，他怀疑在这方面“有着不可预言的秘密”，并表示希望“其他人能够尽快步其后尘，利用我发现的线索，获得更好的成果”。另一位研究者罗伯特·卡茨的著作《黑色安息日》（1970年）从庇护十二世对于纳粹占领罗马期间所犯的虐犹暴行的反应着手，来研究教廷与纳粹的关系。卡茨认为，越是深入研究这种反应，越是相信教廷应该对此作出回答。他运用德国著名女作家和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关于第三帝国每个公民包括犹太人社团在内都是纳粹的不同程度的同谋犯的论点，强调罗马犹太人遭流放的案例揭示出的内容远远不仅限于纳粹暴政的说法。这个案例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以往在罗马被信以为真的事情的真相，也清楚地说明了层层黑幕和其间的每件事情。在欧洲没有一个人，不论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生活在20世纪社会所创造或传递的价值体系之外”。因此，卡茨得出的结论是庇护十二世的矜持不啻同纳粹制度狼狈为奸，而纳粹也投桃报李，作为对这种沉默的报答，表面上尊重梵蒂冈及其在罗马周围的主要机构的特殊状态。为了保护制度化的天主教会，庇护十二世不惜牺牲半数犹太人的生命。卡茨的这种论证引起庇护十二世亲属的极大不满。在他的另一部作品《死亡在罗马》被意大利著名导演卡尔罗·蓬蒂改编成电影公演后，庇护十二世的姐妹和外甥以污蔑罪把他告上法庭，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不了了之。
    另一方面，针对上述指控，出现了一系列以这样或那样方式为庇护十二世辩解的著述。综观这些著述，其论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强调教廷对于交战双方采取不偏不倚的所谓“中立”政策，因此不能轻易表态。比利时学者克萨维埃·德蒙特克洛斯在《面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基督徒--极权的考验（1939～1955年）》一书中（巴黎，1983年）认为，那个时期梵蒂冈外交政策的基调之一乃是“和平的渴念”。也就是说，教廷当时竭力避免有偏袒交战某一方之嫌的表态，从而保持有可能作为双方调停人的中立立场，以有利于停止战争，结束一切暴力和恐怖。充当各国政府之间的理想的调停人，历来是梵蒂冈和教皇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信念。不介入各国之间的争端，不偏不倚地在它们之间进行斡旋，这几乎是作为一个超国家实体的梵蒂冈教廷的怀旧情结。在教廷和教皇看来，从1939年开始把世界各国卷入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需要这样一种超国家权力来发挥不偏不倚的仲裁者的功能。这样的理念十分明确地见诸于庇护十二世和先后出任教廷国务卿的加斯帕里和塔蒂尼的许多言论之中。例如，德国法西斯占领波兰后，波兰教会和主教们强烈呼吁教廷公开表态，谴责纳粹暴行。教廷对此的反应是坚持不发表公开声明。塔蒂尼在当时辩解道：“首先，教廷以某种公开文件来谴责和抗议如此多的不公正行为，看来是不适宜的。并非是因为缺乏证据，也并非是因为这样的谴责不属于教廷（作为自然法的最高维护者）的权利和义务范围，而是现实的种种理由要求--至少是现在--避免这样的公开声明。事实上--鉴于当前的环境--教廷的某种公开谴责很可能被冲突的一方广泛用于政治目的。而且，感到受伤害的德国政府毫无疑问可能会做应该做的事情，亦即进一步加强对于波兰天主教的迫害，从而用一切方法阻止教廷同波兰主教团有所接触和实施现在可能完成的--不论其形式多么微弱--仁爱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