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以下简称 WSPU）在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Emmeline Pankhurst）领导下，掀起了一场以暴力行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激进运动。
    这场运动与早期温文尔雅的妇女参政运动截然不同，“要行动，不要空话”的激进方式在英国乃至世界妇运史上都烙下了独特印迹。英国史学界对WSPU激进行动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很多有关该组织的暴力行动的书籍和文章，主要集中于对参与者的研究上，且对激进的方式持褒扬的观点居多。近年来，又出现了新的研究高潮，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激进妇女参政运动，参与运动的个人仍然是研究重点，从媒体的新视角研究暴力行动成为热点。目前西方学者较为关注的，是WSPU所采取的暴力行动的实际规模、程度以及WSPU采取激进策略的意图，而对该组织暴力行动所呈现的特征等问题则注意得不够。国内史学界也对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陆伟芳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较为详尽地叙述了WSPU争取议会选举权的过程，王萍的《现代英国妇女的形象》也提到 WSPU所采取的行动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WSPU采用暴力方式的起因、呈现的特点以及暴力策略所造成的得失等问题略作分析。
    一
    WSPU是由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及其长女克里斯托贝尔小姐（Christabel Pankhurst）于1903年在曼彻斯特创建的。该组织在1905～1914年的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中扮演了突出角色，成为20世纪初英国妇女争取参政权运动中最著名的、也是被当时舆论界认为是最声名狼藉的一个妇女组织。它致力于争取妇女在议会中的选举权，根据其策略，其行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5～1908年，WSPU采取激进的、但相对和平的方式，如会议质询、干扰政治家集会演说、游行抗议、大规模示威以及到国会请愿等，最为常用的策略是干扰政治会议议程的进行。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公众的关注和支持。
    1905年WSPU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对自由党政治会议的干预，开了妇女战斗行动的先河。当时前来旁听的WSPU成员安妮·肯尼 （Annie Kenne）和克里斯托贝尔小姐按预定计划数度发言，要求主持会议的爱德华·格雷 （Edward Grey）回答：若自由党再度当政，是否给女性选举权以及该党将对妇女解放做出哪些举措？格雷不仅不予以答复，还令警察将她们赶出会场。于是，她们开始通过袭警来故意寻求被逮捕的机会，并拒缴罚款，因此被判入狱。[1]（p49～51）这个行为揭开了英国妇女参政史上主动出击、对抗政府的序幕，也是妇女首次对男性政治领域发起公开挑战的标志。[2]（p46）在以后的自由党集会中，WSPU的成员利用一切机会向自由党政府大臣和议员发难，打乱其会议进程。为了制造更多新闻，引起公众关注，向自由党政府施压，WSPU成员采用轮流质询的办法来扰乱会议的正常秩序。她们在会议上提问，故意制造噪音，使得议会议员在致词时不得不提高嗓门，同时又要装出绅士风度，以表明他们根本不在意此时有任何扰乱状况的发生。[3]（p10）在大选中，她们还出其不意地干扰自由党的竞选活动，对政府大臣进行质问。
    1906年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后，WSPU把总部从曼彻斯特迁到伦敦，以便于对议员进行诘问。WSPU的成员本以为自由党奉行自由主义理念，执政后会推进政治改革，给妇女选举权，但结果事与愿违。于是，她们逐渐采取激进的战斗策略，使争取政治权利的行动升级，组织活动也愈来愈频繁。截至1908年，WSPU成员因破坏秩序、妨碍交通、攻击警察等罪名而被囚禁的入狱时间，累计达541个星期之多。[1]（p100）
    第二阶段：1908～1912年，WSPU的行动演变为有节制的暴力行动。她们试图对公共秩序制造有限度的破坏，通过砸窗户、毁坏财物、袭击政治家、烧毁信件以及被捕后在监狱中绝食等方式，来吸引社会的广泛关注，给政府施加压力。
    1908年7月，当首相阿斯奎思（Henry Asquith）拒绝接受已经通过二读的《妇女选举权法案》时，两名妇女在未经潘克赫斯特夫人许可的情况下，将唐宁街10号首相住宅的窗户玻璃砸碎。受此启发，WSPU领导层签署命令，把砸窗户作为她们的行动方式之一。1910年11月 18日，首相在议会开幕式上未提及妇女选举权法案问题。妇女立即向议会进发，途中与警方发生冲突，双方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较量，最后 119人被逮捕。阿斯奎思拒绝旨在给妇女选举权的《安抚法案》，成为更为激烈的战斗行动的导火索，大规模的砸窗户行动随即开始。目标最初是政府大楼，但很快越出了此界限，一些非政府大楼、商店以及公司的窗户也被殃及。从1911年11月21日清晨开始，妇女的砸玻璃和砸窗户行动达到顶点。外交部、内政部、贸易部，地方政府，全国自由党联盟总部、卫队俱乐部，《每日镜报》、《每日新闻》等杂志社，这些机构和组织的办公大楼的窗户统统被砸。220名妇女被逮捕。短短几天内，在伦敦、利物浦、伯明翰、布里斯托尔以及其他城市都发生了类似事件。
    邮件也成为WSPU破坏的目标。在有些地方，当邮递员打开邮筒的时候，突然出现神秘火光；许多信件被化学药剂腐蚀，投递地址或被黑色的液体弄得难以辨认。估计有超过5 000封信完全被毁坏，成百上千的信件被延误投递。[4]（p4～9,270～283）
    首相和大臣也成为WSPU的袭击对象。 WSPU成员给财政大臣寄送装有硫酸的包裹，甚至用鞭子袭击首相。1909年谣言四起，说 WSPU要暗杀首相。[5]（p56）为了保护大臣及其家属，政府被迫增加了不少警力。
    此外，WSPU的成员还在监狱进行绝食抗议。她们在行动时并不躲避被逮捕，目的是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通过自己“受折磨”的境遇以表明自己争取选举权的决心。
    第三阶段：1912～1914年，WSPU的暴力行动达到顶峰。方式扩大至使用炸弹、纵火、破坏艺术品、破坏公共设施等。
    1912年发生过几起WSPU成员纵火焚烧政府官员住宅的事件，1913年更发展成为她们行动的主要手段。纵火的目标不断扩大，住宅、火车站、球场、教堂甚至学校都成为她们纵火的目标。在行动过程中，她们尽量避免被捕，一旦被捕，就绝食，结果导致了《猫鼠法案》的出台。①到1913年，WSPU的目标已不在乎是否得到公众和政府的同情，而是要通过恐怖行动迫使政府让步，实现获得投票权的目的。这时的暴力行动最具破坏性，货物列车、电话线、花圃、艺术品等都成为被破坏的对象，许多公共建筑被烧毁。她们的纵火行动导致了25万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6]她们还在火车站、教堂、旅馆和某些私人住所安放炸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卷入欧洲战事，战争影响了妇女参政运动的进程。她们意识到在战时她们的行动会变得无效，强烈的民族感情也促使WSPU领导人下决心与政府共度难关。[7]（p56）WSPU和政府谈判，在政府宣布对参与罢工和参加暴力活动的入狱的妇女大赦后，WSPU的暴力活动宣告结束，妇女们投身到支持英国参战的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