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肇始于1832年，第一次关于扩大议会选举权的议会改革引起了少数妇女的关注，成为妇女开始要求选举权运动的先声。尽管1867年、1884年的两次议会改革都未将选举权扩大到女性，但妇女参政运动者仍然锲而不舍地采取议会斗争的和平宪政路线。为何WSPU成立后，妇女会采取暴力的战斗策略来争取选举权呢？笔者认为这有多方面原因。
    第一，女性社会权利增加与政治地位低下的矛盾。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1857年的《离婚法案》使妇女在合法分居后获得了有限的财产权和对孩子的监护权。1857、1870、1882、1884年4次已婚妇女财产法修正和改革，使英国已婚妇女最终获得了可以独立支配财产的权利。⑤与此同时，教育改革更是成效卓著。随着1870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行，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接受教育、从而进入公共领域，一部分女性开始进入高等学府。 20世纪初英国女权主义者在参政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妇女可以就职于地方议会和学校董事会，担任工厂巡视员；有一定财产的妇女还可以拥有地方选举的投票权。1892年，英国已经有50.3万名妇女拥有地方选举权，甚至在1901年以后出现了女市长。[18]（p133）可是，全国议会的大门却始终未向妇女敞开。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的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一部分新女性开始思考诸如“女性公共领域的边界在哪里？”等问题。她们拥有自己的收入，缴纳赋税，却没有议会投票权；她们和男性一样服从相同的法律，却无法对立法施加影响；她们可以登台发言，帮助政党拉选票，却得不到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政治权利的缺失是导致战斗行动出现的原因之一。
    同时，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形象”的诉求--羞怯、文雅、柔弱的女性气质备受赞赏，人们普遍认为女性的成年生活应局限于家庭，单身女性被视为人生的失败--也引发了部分妇女的反叛。这就不难理解WSPU中有63%是未婚女士。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参加该运动，是想逃离老处女在上层社会处于顺从和被歧视的地位，摆脱孤独而得不到社会认可的境遇，暴力行动给了她们希望。
    第二，暴力策略的采用是在政府顽固拒绝给予女性选举权后妇女的绝望选择。妇女为争取选举权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如请愿、写书、散发小册子、演说，以及在各地的选举和议会的辩论中向男人游说和请求支持，但公众意识的转变不可能在短期内见效，争取选举权运动进行了 50年却收效甚微。由于对政府缺乏诚意和拖延行为的日益失望，同时为了让呼声不至于沉寂，她们采取引人注目的过激举动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潘克赫斯特夫人所说，“到了1903年--当时我还在担任曼彻斯特教育委员会的一员--我已经得出结论：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旧方法是绝对失败了，已经不可能达到什么目标；必须想出新的方法才行”[8]（p142）。何况新的策略也可以激励温和派更有活力地从事运动。对于WSPU采取破坏财产的策略，潘克赫斯特夫人有自己的认识。在她看来，政府真正要保护的是以公有或私有财产为纽带的社会结构，所以，WSPU破坏这些财产就能使政府和议会在世人眼中声誉扫地，使法律不能发挥作用，让公众觉得给予妇女选举权是停止这些暴力行动的惟一方法，从而迫使政府考虑妇女的参政要求；如果政党拒不履行它在大选中许下的给予妇女选举权的诺言，那么所有过激行为造成的损害、责任就应由该政党组成的政府来承担。
    必须承认，1905年自由党上台后没有给女性选举权是有复杂原因的。一是首相阿斯奎思的个人原因，他在国会一再推迟给予妇女选举权。二是政治上的顾虑。自由党担心富裕的女性有了投票权后会把选票投给保守党。三是在自由党看来，给予妇女选举权问题的重要程度有限，尚未摆上政府议事日程。在政府高层看来，当时英国面临的罢工、爱尔兰冲突、社会福利改革以及欧洲局势尤其是英德之间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等问题，是急切要面对和解决的，相比之下，女性选举权问题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第三，受暴力思想的影响。妇女参政权运动中激进形式的出现，源自男性的激进主义传统，可以说是激进政治环境的衍生物。WSPU曾经附属于英国独立工党，颇受19世纪工人激进主义运动的影响，主张公民有权抗议专制政权，可以通过使用暴力来和政府讨价还价。19世纪30～50年代中期的宪章运动，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也是英国工人阶级通过激进的方式实现政治权利的运动，最初的“人民宪章”里包含了妇女的选举权，但不幸的是后来被删除了，主要担心因此会妨碍成年男性选举权的获得。[19]（p118）英国的妇女运动视宪章运动为选举权斗争的先驱。潘克赫斯特夫人在1912年的讲演中肯定了宪章运动的影响：“如果你能够抛开所有的懦夫的恐惧，就去买铁锤，去战斗，用你自己的方式战斗。你们能够砸破窗户（热烈鼓掌），你们能够袭击神圣的财产，通过这种方式，使政府意识到财产被妇女大量地毁坏正如昔日的宪章运动所为。”[20]（p281～282）实际上，在几次议会改革中，各个阶层男性也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战斗的方式，最终使改革得以步步推进。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有很多因采用暴力抗议的方式而最终迫使政府让步的先例，这给女权运动者以极大的启发。1884年男性农民通过抗议而获得了选举权，1905年失业工人通过暴动使政府迅速通过了《失业救济金法案》。这些事例无疑增强了女权运动者的信心，起到了示范作用，并被WSPU引为暴力合理化的重要历史依据。她们认为，暴力是正义战争，也是传统的政治手段，通过使用类似男性激进暴力的方法，不仅可以强迫政府屈服，最终使女性的政治权利得以实现，而且可达到制造新闻的目的。因为随着《妇女选举权法案》在议会中一再无法通过，媒体的注意力已经转到了布尔战争，公共舆论对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关注日益减少。WSPU希望通过采用新的运动策略，即战斗的方式来重新获得公众的关注。
    当然，WSPU领导人的个人信念也是导致该组织的行为越来越激进的因素之一。潘克赫斯特夫人及其长女均是激进主义者，不信任任何党派，坚信所有党派都是为男性利益服务的，都漠视女性的权利，不愿意女性的参政诉求依附于任何党派，因此在所有努力失败后，她们就只有诉诸暴力来争取妇女选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