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1905～1914年WSPU所采取的策略从激进方式演化成暴力行动的过程来看，WSPU的激进行动策略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有始终如一的明确的政治目标。 WSPU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着立即给妇女投票权这一政治目标展开的，希望通过暴力行为呼吁大众加入其行列，使政府屈服，尽快给予妇女投票权。潘克赫斯特夫人在1914年写道：我们不满足于泛泛地讨论，我们不应该只用语言来表达痛苦，而是准备投身于更大的暴力中，来唤醒公众对妇女苦难的关注；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是语言上的表达，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不满，我们……决心成为战斗的阶级，尽管我们是成立不久的年轻组织。事实上，我们遵循的座右铭是“要行动，不要空话”。[8]（p128）她们在1912年以前主要想通过制造新闻，给政府制造麻烦，来激起公众对妇女选举权问题的关注和支持，迫使政府给予妇女选举权。1912年后，她们则希望通过激进暴力行为给社会和政府制造麻烦，敦促选民向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获得选举权的目的。正如安妮·肯尼所言，“我们要在全国到处打‘游击’战，给政府造成无法忍受的局面。否则他们不会明白有关妇女选举权的争论”[2]（p228）。
    第二，资金充足，成员多为单身女性。 WSPU的资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同情者的捐赠、会费收入、集会的门票、演说的收入、附属商店的收入以及发行杂志等。②其中杂志收入不菲，单册最高发行量曾达到5万册。捐赠也是一项主要的收入。潘克赫斯特夫妇在1906～1912年6年间捐献了6610英镑。[9]（p24）在1913年3月到 1914年2月之间，WSPU仅募捐一项就超过2.8万英镑。一战爆发前，WSPU在银行的储蓄有 4.6万英镑。[10]（p65～78）WSPU资金收入远多于另一个妇女组织“全国妇女参政协会联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简称NUWSS）。WSPU的资金增长极快，从1906～1907年的3000英镑增加到1913～1914年 3.7万英镑。实际上，当时即使工党手中也没能掌握如此多的资金。[11]（p82）WSPU能募集到那么多资金，说明以争取妇女选举权为目标的暴力行动有它一定规模的支持群体，WSPU具有很强的吸纳资金的能力。
    WSPU的构成有鲜明特点，成员均为女性，来自中产阶级阶层的占绝大多数。1903年夏以后，克里斯托贝尔小姐就指示WSPU不与男性成员合作，更不允许男性参加她们的战斗行动。[1]（p212～213）1913～1914年，在给WSPU以捐赠的捐赠者名单上的签名，有2/3是“MISS”，几乎所有的WSPU的领导者和暴力参与者都是寡妇和未婚女士，如积极搞纵火和炸弹袭击活动的利·玛丽，就是一个寡妇。[12]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这些女性较少受传统的羁绊和家务的束缚，她们希望通过行动摆脱没有存在价值的境遇，实现自我价值。③而对参加暴力行动的其他成员来说，有一个能为她们提供住宿、就业机会以及友谊的支持网络，可以解除她们从事这项战斗事业的后顾之忧。
    第三，暴力方式的采用从自发到自觉，行动从零星到统一。尽管WSPU成立伊始就给自己冠以“战斗”组织的称号，但每个阶段具体的行动策略都是在斗争中逐步摸索，随之被组织采纳和推广的。比如，干扰政治会议、袭警，一开始都是由WSPU成员无意识引发的，然后被组织采纳，成为统一指挥下的自觉行动。1908年7月砸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的玻璃，事前并没有得到领导层的同意，纯粹是一种自发行动，事后才被潘克赫斯特夫人确定为组织行动的主要方式，并有了以后大规模的统一砸窗行动。此外，像入狱妇女在狱中的绝食斗争方式，由最初的个别绝食行动发展到后来成为WSPU的惯用斗争策略。前期的绝食行为是为了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同情，后期的绝食行动则是为了迅速获释，恢复体能以便重新投入战斗。
    应该看到，每次暴力升级均与政府处理妇女选举权问题的态度密切相关。每当妇女参政权的要求遭到拒绝，或者WSPU领导人遭逮捕时，暴力行动就会升级，破坏力度就加大。如每次潘克赫斯特夫人的逮捕，都会引发暴力狂潮；1908年首相拒绝接受已经通过二读的《妇女选举权法案》，愤怒的妇女砸了唐宁街10号的窗户。与此同时，作为对暴力升级的反弹，政府也必然加大对暴力行动遏制的力度，相应引发妇女因对政府的行为更加绝望而采取新的行动，从而使暴力呈螺旋式上升的态势。
    第四，后期暴力行动带有恐怖主义色彩。 WSPU成员在行动中以身体为斗争武器，当时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带着宗教的狂热来从事暴力活动，呈现出殉道者的狂热特征。潘克赫斯特夫人曾明确指示在行动时应以物而不是人为破坏对象。对此，1965年，一位当年的妇女参政运动参与者曾回忆道：潘克赫斯特夫人对于纵火有严格的指令，即使一只猫或一只金丝雀也不该杀害。针对的不是生命，我们只允许献出自己的生命。[13]（p9）有的WSPU成员在投掷时，给石头包上纸或系上绳子，以免造成人身伤害。[14]（p81）然而，实际上还是出现了不加选择对象和伤人的事件，呈现出恐怖主义的成分。1912～1914年这一特征较为明显，出现了焚烧私人住宅、教堂、草皮，在公共场合和私人领域安置炸弹，对政治领导人进行人身杀害，等等。[15]（p6）根据《泰晤士报》报道，她们纵火焚烧了阿伯鲁奇尔城堡（Aberuchill Catle），所幸仆人死里逃生。[16]（p5），根据《泰晤士报》1913～1914年有关炸弹事件的数据统计，WSPU应对其中53颗炸弹负责。许多学者相信，若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将会出现死亡和严重伤人事件。④正如摩根（Morgan）在他的书中写道：到 1913年，对大臣和警察的住宅纵火已成为 WSPU最常规的斗争形式，战斗者深陷于游击战中，旁观者和战斗者的死亡已经不再遥远。伦敦俱乐部的窗户被打碎，克佑淡紫色的房子被毁坏，伯明翰的高尔夫球场被泼洒硫酸。人们的恐惧在增加，对警察的作用感到沮丧。[17]（p118）
    随着暴力的升级，WSPU成员在与政府的对抗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的斗争方式：从和警察的正面冲突中的扭打，到逮捕入狱后在狱中的绝食和被强制喂食，甚至有人以生命作为代价来表现自己实现这项事业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