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思潮。对此思潮，学术界或冠以“大亚细亚主义”。本文使用“日本亚洲主义”这个概念，以便对近现代日本亚洲理论做较广义的阐述与分析。与近现代世界上出现的其他许多思潮相似，日本亚洲主义有其内在逻辑发展过程：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点；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本文拟对日本亚洲主义思潮来龙去脉及其演化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思想特点，做一分析和探讨。
    一 日本亚洲主义的初始含义
    日本是后进的工业国家，近代拉开帷幕之时，即与西方列强发生激烈冲突，被迫“开国”，倍受压迫。严酷的历史现实，促使日本将反侵略作为时代主题，并试图与亚洲周边国家联合，实现这一“主题”。这可以说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出现的原因。
    明治初年日本曾出现过几种社会思潮，如“尊王攘夷”论主张以中国儒学大义名分观为指导，对内反对幕府，对外以武力抗击西方侵略，建立明治政府。但在反对西方侵略方面，军事力量悬殊与其他诸因素使“攘夷”的一系列行动都遭到失败，“开国论”在日本转为主导思想。尽管如此，攘夷，即反抗西方侵略的思想在日本已经深入人心。可以说，早期亚洲主义与攘夷论有着重要的内在思想渊源。亚洲主义最初锋芒所向，主要指向西方列强。
    几乎在抗击西方侵略的同时，侵略亚洲的思想也已经在日本滋生。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人就鼓吹“征韩论”，企图侵略朝鲜、中国等东亚地区。将失落于西方的利益，补得于周边邻国。后来由于西乡等人下野（1873年），此期“征韩论”等侵略理论才暂时收敛，遂使“亚洲主义”在日本国内获得较大的舆论空间（注：1873年，参议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决定派兵征韩。但此时岩仓具视、木户孝允等从美国访问归来，主张以内政为主，征韩论暂时收敛。但以大久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以后，征韩论又有抬头，并付之实现。1875年，日本挑起江华岛事件，签定不平等的“江华条约”。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
    也有学者认为，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曾为亚洲主义创造了较好的生存条件。1863年启蒙主义团体“明六社”发起，积极宣传西方民权思想，开展“开明”与“渐进”的启蒙运动。板垣退助等人建立爱国公党，提出开设国会的要求。自由民权运动的产生，使日本思想界的注意力转向国内改革，原来对外侵略的嚣张色彩暂时淡化，无形中助长了亚洲主义的发展。
    显然，西方列强的侵略、尊王攘夷思想的发生、征韩论以及亚洲侵略论的一时“退潮”，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以及“合纵连衡”的策略考虑，诸种因素合于一道，遂使日本的“亚洲主义”初潮涌现。早期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平野国臣、佐藤信渊、胜海舟、杉田鹑山、森本（樽井）藤吉等人。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所主要宣传的是“亚洲同盟论”。与此主体理论相关的，则有抵制西敌（俄、英、美、法等）论、日中提携论、亚洲连衡论、日本责任论等。
    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胜海舟较早倡导“亚洲同盟论”，主张唤醒亚洲，起而抗击西方侵略。1863年，胜海舟在日记中写道：“当今亚细亚几无人有意抵抗欧罗巴。此乃胸臆狭小，而无远大之策之故。以我所见，当以我国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广为游说”，说明亚洲联合，建立亚洲同盟的紧迫意义（注：〔日〕松浦玲：《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岩波书店，1987年，102页。）。 胜海舟认为在西敌东侵的紧要关头，“亚洲生存”实为重要。他在《解难录》一书中提出：宜由日本、中国与朝鲜结成三国同盟，“合纵连衡以共抗西洋”（注：〔日〕松浦玲：《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岩波书店，1987年，103页。）。
    如果说，胜海舟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提出过亚洲主义的思想，那么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一些报纸则对亚洲主义作了较有声势的宣传（注：对于胜海舟是否有征韩论思想，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在一些报刊文章中，撰文者重点论述日本与亚洲唇亡齿寒的关系，他们解说亚洲迫于侵略，沦于水火的实况，试图警醒日本：亚洲气运衰微，一旦成为西方属国，日本也将同样遭殃，宜与亚洲结为联盟，相互支持，这才是日本最善国策。
    明治17（1874）年4月13日《朝野新闻》有文《东洋的气运》， 分析亚洲的危急形势，引发以下的议论：“试论今日亚洲形势如何，印度与土耳其正受着英国的制压，东南亚缅甸等国徒有其版图，仅保一丝气息而已。其邦独立危殆，如风灯残烛。越南作为中国的藩篱，现已落入法国手中。中国困难重重，无可名状。观今日之亚洲，无疑已陷极端悲惨之景。视将来亚洲气运，不吉之兆，也已迫在眼前。”文章强调：亚洲的危机，即为日本的危机。亚洲既成兵马交战之地，日本夹在中间，岂可独然一国入于世界列强之行列。英俄诸国外交家早已将日本与东洋诸国家等同视之。一有机会，则对日本有所企图，日本惟一的选择是与亚洲团结起来，共抗西方侵略。
    与此同时，日本一批“忧国志士”还主张借鉴欧洲，用于亚洲。日本《邮便报知新闻》明治12年（1879）11月19日刊有草间时福的《东洋连衡论》。文章指陈西洋事情，解说亚洲道理：读西洋书，见其中所论多是欧洲共同利益，共同荣誉，极为强调欧洲的整体性。欧洲平时秦楚互斗，吴越相争，一旦危险，即团结一致，齐向外敌。“故欧洲列国相争，犹兄弟睨于墙”，而亲如兄弟是欧洲文化的主题。欧洲从来是一个整体，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欧洲。他说，反观亚洲人，知有本国而不知有亚洲，“知利害之一部，而不知利害之全部，知直接之利害而不知间接之利害”，与本国利害相关则竭力相争，而于亚洲全体利害荣辱，茫然无心。他觉得如此下去将使亚洲各国或互不相关，或互视若敌国。长期以往，亚洲邻国将因内部的崩溃，进一步招致欧洲的鄙视与侵略。自然，亚洲落于英美之手，唇亡齿寒，日本也将遭遇不幸。他又联系日本国内情况说明亚洲联合的意义：就日本一国而言，虽已跻入世界强国之列，但以目下情况而论，依然无法胜过欧洲。欧洲有团结之力，亚洲为分散之力，以分散之力击团结之力，其实情如“挟泰山而过北海”。他追问，“难道日本将永远没有超越欧洲之时了吗？”他自答：办法是有的，这就是学习欧洲，结亚洲之“连衡”，“以亚洲之力而超越、驾御欧洲”。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亚洲同盟论，并不是空泛之论。所谓同盟者，所指对象是谁？最主要的对象是谁？这是研究亚洲同盟论时所必须弄清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日本亚洲主义者当年最关心和讨论最多的问题。中国是亚洲的大国，历史上是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文化中心，在政治与经济中发挥过极重要的作用。时至近代，中国国势日衰，然而日本当政者与思想界知道得很清楚，在谋求抗御西方之际，与中国关系的处置，依然直接关系日本的根本利益与国运走势。由此，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同盟论”思想主旨离不开对中国的态度。从本质上说，亚洲同盟论即指日本与中国、朝鲜的战略联盟论，而最关键的是“中日提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