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等文发表后（以下笔者有关文章简称“吴文”），引起学界较大反响，与笔者争辩的文章也有不少。①经过几个轮次的对话，现在是该把这个问题梳理一下的时候了，以便给读者一个回答：争论了些什么问题，哪些已经比较清楚，哪些还存在分歧；并对尚存争议的问题做一分析。
    一 实质上已经比较清楚的问题
    （一）关于“大清洗”起止时间
    吴文从一开始就认为是1937-1938年，并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证，这里不再赘述。同时也指出这个时间是1934-1938年或1936-1938年还存在一些学术争论，②并且强调俄罗斯和中国学者“基本上持以上观点”。
    在马龙闪先生关于“大清洗”的两篇文章中（以下有关文章简称“马文”），第一篇文章曾经把“大清洗”运动限定在1937-1938年。文中明确写道：“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战役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联共（布）中央1937年二月全会为批准‘大清洗’打开了最后的绿灯”。所以马文中直接称“1937-1938年大清洗运动”一词达6次之多并非偶然，表明了作者对大清洗起止时间的基本认识。但作者同时又提出“大清洗运动持续3-4年之久”，前，包括1936年发生的事件，作者称为运动的“序幕”；后，指1938年1月发生的清洗事件。这里除概念有些不清楚之外（作者关于“大清洗运动”有两个时间概念：一是“1937-1938年”；一是在1937-1938年的前后“持续3-4年之久”，但没有明确指出从什么时候起到什么时候止），应当说作者对大清洗时间还是有一个大致认定范围。在其第二篇文章中，作者对其前述观点有所修正：不同意“把‘大清洗’时限划定在1937-1938年”，不再使用“1937-1938年大清洗运动”一词，同时明确提出大清洗时间是1935-1939年，而且马文也强调“俄罗斯和我国学者基本采纳这一观点”。
    由此看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大清洗时间看法基本是一致的。至于是从1934、1935、1936、1937年起，或者到1938、1939年止，并非属于涉及本质的争论。这也说明吴文“关于大清洗起止时间”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只有少数人不赞同此观点。郑异凡先生在其有关文章中（以下简称“郑文”）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是：
    第一，把斯大林整个执政时期、“从1920年代末到1953年”都看成是“大清洗时期”。其理由是“斯大林的镇压……是贯穿其整个领导时期的措施”。如果因为“斯大林整个时期都存在镇压活动及采取了镇压措施”而可以称为“大清洗年代”，试问，有哪一个国家的执政者从其上台到下台没有镇压活动、没有采取镇压措施？叶利钦在其第二任俄罗斯总统期间（1996-2000年），1996年判刑的人有111.11万，1997年101.34万，1998年107.11万，1999年122.33万，2000年118.36万。③能否把叶利钦时代称为“大清洗年代”？
    同时，把整个斯大林执政时间称为“大清洗时期”也完全不符合苏联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斯大林时期的确存在包括“大清洗”这样的严重错误，但同时也取得了辉煌成就。2004年12月8日，俄共主席久加诺夫为纪念斯大林诞辰125周年撰文指出：斯大林时期国家取得的成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就，“苏联能够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成为世界历史范围内巨大的地缘政治集团、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袖，正是发生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当时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宣布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的权利：劳动权利、休息权利、接受高等教育权利、对老人的物质保障权利。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制定过与此类似的权利文件”。④
    在苏共和斯大林领导下打败了试图灭亡苏联的法西斯匪徒，这是对俄罗斯和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功勋。
    如果多少尊重一点以上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能否用“大清洗时期”来概括整个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全部情况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认为吴文把“大清洗”限定在1937-1938年，“没有考虑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清洗的前奏和战后50年代初大清洗的延续”，指责吴文是只用这两年的数字，回避统计整个斯大林时期镇压的人数；马文也认为吴文“离开大清洗发生、发展、结束的过程，侈谈哪个年代属于大清洗以及大清洗受迫害者数字……是无的放矢”。
    如果连对方文章的内容没有看清楚就匆忙下结论，恐怕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做法。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吴文虽然认为大清洗的年代是“1937-1938年”，但从吴文第一篇文章开始就不仅谈到这两年判刑的各种数字，还考证了从1921年至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20世纪30-50年代初被判死刑的“政治犯”数字；从1917-1990年即整个苏联时期被处死刑的政治犯、由于犯国事罪及类似罪判刑的总人数……以及这些年代关押、流放人等的详细数据。⑤不仅如此，吴文甚至还考证了没有列入官方大清洗统计范畴的被流放的富农等各种人数。这些统计难道没有包含郑文强调的“要统计20-50年代”、“整个斯大林时期”的清洗数字，或者马文强调的要统计“大清洗发生、发展、结束”整个全过程的数据？
    其次，1937-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但仅以死刑犯为例，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人数约68.2万，占1921-1940年判死刑的政治犯总人数749421人的91%，占1930-1950年代被判死刑786098人的87%，⑥也就是约占“整个斯大林时代”被判死刑总人数的90%，更占马文认定的大清洗年代被判死刑总人数的99%以上（1935年仅有1229人判死刑，1936年为1118人，1939年为2552人）。⑦吴文有什么必要“回避斯大林其他时期被镇压人数”？郑文和马文指责吴文的理由能成立吗？
    所以吴文虽然主要考证“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但实际上也包括了整个苏联时期这方面的全部数据，以期给读者关于“大清洗”一个总体概念和对照，同时澄清长期以来夸大“苏联大清洗”数据的情况。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夸大、不缩小，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全貌。
    当然可以不同意吴文这些数据，但为什么偏偏对吴文这些数据视而不见？这会给读者造成一个误解，似乎吴文仅考证1937-1938年情况，回避了斯大林其他年代的镇压，从而使人怀疑吴文的数据，以为大清洗还有好多数据遗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