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与吴文分歧何在？主要是关于判刑总人数及统计范围。
    马文没有专门论述判刑总人数的数字，代之的是“苏联大清洗受迫害人数”。这绝非故意疏忽，而是马文认为：“苏联和俄罗斯官方确定的‘受迫害者’范围只包括‘因反革命和最危险国事罪被判刑的人’”，（26）而在我们中国人、中国学者看来，除了上述人之外，还应包括虽未被逮捕却因政治原因被逼自杀的人、或被限制人身自由、被监督控制、遭受种种行政处分和打击迫害的人。所以马文认为苏联和俄罗斯“官方汇总的统计数字并不是完整的、包括全部的，因而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可信的”。（27）就是说马文不仅指责吴文，甚至认为俄罗斯官方也缩小了大清洗的统计范围，自然也缩小了大清洗统计人数。
    这个结论令人不解。苏联、俄罗斯官方和学者是根据本国的法律条文确定大清洗的统计范围，凭什么要根据他国人的“看法”扩大统计范围？
    苏联、俄罗斯官方和学者都是从法学范畴谈及大清洗数据。可以请教任何一个中国法律专家，“政治迫害”这个词根本就不是法律术语。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律术语要求词义准确、清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不能模棱两可。“迫害”一词按照《辞海》释义是“使其受害”，而“受害”的程度可以大可以小，没有标准；加害者可以是官方可以是个人，无法把握。连马文也带着非常决断的语气说道：“这些政治清洗的受害者有多少，怎么统计出来？谁又能统计出来！”（28）既如此，为什么偏偏给自己和别人提出一个永远“查不清楚”、又无从落实的“考察”题目呢？马文《苏联“大清洗”受迫害人数再考察》，又怎么“考察”出“受迫害人数”呢？（实际上马文确实没有拿出这个数字）。
    当然苏联1930年代确实存在“受政治迫害者”。如果从大清洗中有枉及无辜这个事实出发，总结大清洗教训，是应当注意到这种情况的。笔者也坚决谴责使这些人受到迫害这种现象。但这与考证大清洗判刑人数是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
    现在回到大清洗研究中最重要的这两个数字上：吴文提出的被判死刑总人数和判刑总人数，无论郑文、马文，都没有能拿出证据证明这个数字是不确的！
    此外还有两个数据需要做些说明。
    一是1937-1938年一共逮捕、判刑多少人？过去对这个数字是大大夸大了，如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在1937-1938年有近千万的人被判刑；安东洛夫一奥费申科甚至具体到有1880万人被逮捕。（29）2002年发表的吴文就指出，实际上为130万-150万人。（30）马文根据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考证（顺便指出，这条材料是吴文最先披露的），认为是250万人。这两个数字的差距不像上千万那样大，完全可以保留各自看法，不予解释。但马文却认为吴文只引用泽姆斯科夫150万人的数字，“没有注意到泽姆斯科夫通过筛选、辨析……（以250万）纠正了这个150万的数字”，并且指责吴文“很多地方引用泽姆斯科夫文章，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他的这些很重要的资料”。
    如果笔者没有注意到这个数据，指出就行了，有什么“奇怪”！但为什么不仔细看看所有相关的吴文？事实是早在2003年，笔者的《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一文中就清楚写道：泽姆斯科夫“还留了一点余地：考虑到政治犯和刑事犯的交叉判刑（尽管不多），即便从判刑总人数把部分人算作政治犯，最多也就250万人”。就是说这个“250万”的数据吴文早在马文之前就注意到、而且写在文章里了！到底是吴文没有看到泽姆斯科夫的数据，还是某些文章没有看到吴文的数据就匆忙结论？
    笔者在研究中之所以没有采用“250万”这个数字，原因在于，泽姆斯科夫比较肯定150万这个数据。他明确写道：“根据我研究的材料，在1937-1938年一共逮捕了3141444人，其中1575259人属反革命罪，1566185人为刑事罪。”（31）由于考虑到在刑事犯中有部分政治犯，他又提出了“250万”这个数据，但他使用这个数字是有条件的。他说：“250万--是政治犯加上一些‘身份不清楚’的刑事犯”，“身份不清楚”他用了“сомнительные（可怀疑的）”这个词。就是说逮捕“150万”政治犯这个数字是明确的，而“250万”只是一个大概数，他不能确定其中准确数字是多少，因而指出“最多250万”这个范围。但吴文仍旧把这个数字写出来，恰好表明吴文态度是客观的。
    更重要的是，泽姆斯科夫个人的观点并非最后定论，还应当参阅其他重要资料，多方面考证到底逮捕多少人。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有一个结论，指出在1937-1938年共逮捕了约150万人；（32）1963年初，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对此公布了更为具体的数字，是1372329人，（33）所以吴文最后确定为130万-150万人，并不仅仅根据泽姆斯科夫的观点。为什么不注意到这些材料，仅仅根据泽姆斯科夫的一种说法（且不是他的完整观点）就断定为250万、并否定苏共中央的统计呢？
    二是1937-1938年苏联的监狱里共关押了多少政治犯？马文认为吴文仅仅择取关在监狱60万-70万的数字，而漏掉“被判极刑、被流放”和其他也应当算在被关入监狱的人数而大加指责。似乎吴文在研究大清洗问题中只选择人数少的数据，这就需要做些解释了。
    好在马文引用了吴文依据的一条材料，为了说清楚问题，这里再次摘要引用：
    这是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根据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整理出的一份文件。
    笔者在《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一文中，在“大清洗人数考”总标题下，分别以“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被关押在劳改营的人数”、“被判死刑人数”和“被驱逐、流放人数”四个标题对大清洗中几种判刑种类的人数进行了考察，指出其中关押在狱的政治犯人数大致60万-70万。
    这“60万-70万”被关押的是些什么人？吴文在“被关押在劳改营的人数”一节第一句话‘就清楚地写道：“被判监禁的人根据刑期不同分别关押在劳动感化营（关押三年刑期以上犯人）、劳动改造营（关押三年刑期以下犯人）、监狱管理局”。（34）就是说，这是被判有期徒刑而关在监狱的人，以区别其他判刑种类的人。这几种人数相加，就是判刑总人数，约为130万-150万人。
    因此，如果要统计“曾经在监狱关押过的人数”，当然应当包括判刑总人数在内，但笔者并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个任务；如果要区分各种判刑人数，“被判有期徒刑而被关押”的人，根据上述档案资料，不是60万-70万，请问，应该是多少人呢？
    总不能够连“监狱关押过的犯人总数”和“被判有期徒刑而关在监狱的人数”这两个概念都没有分清楚，连吴文所说“60万-70万”人的意思都没有明白，就对吴文加以指责吧。
    顺便指出，马文认为1935-1939年在监狱共关押了4546503人，但从其引用泽姆斯科夫的资料，这些人是政治犯和刑事犯相加的总和。马文恰恰没有注明他的数字中还包括刑事犯。
    （二）对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字可信度的分析
    马文、郑文都一再强调不要迷信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字，这是对的。但需要做具体分析，看在哪些方面、从哪个角度不能迷信。常有这种情况：出于政治目的，官方往往会有意缩小或夸大一些数字。
    第一，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斯大林时期、苏联时期被清洗的“政治犯”数据是他们所能搜集到的档案数据的最大值。
    大清洗数据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出于政治目的为了清算斯大林罪行而各自统计的。他们完全不存在为大清洗隐瞒或者减少数据的“主观故意”，对此恐怕没有人怀疑。不仅如此，他们唯恐这方面资料搜集得不全、唯恐遗漏哪怕一个大清洗被镇压的人，因而在每一个人执政时期，都亲自组织班子一次又一次地清查。赫鲁晓夫统计了1921-1954年；戈尔巴乔夫统计了1930-1950年；叶利钦则统计了从1917-1990年整个苏联时期。表明他们完全不是因袭前人数据，而是独自进行查证。试问，有哪一个国家的几代执政者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调查同一个历史问题？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调查斯大林时期、苏联时期的所谓罪行，达到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目的，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难道能认为这些发誓“要彻底清算斯大林及其同伙罪行”（《苏共二十八大决议》）的俄罗斯官方，在调查“应当列入统计范围的被清洗人数”时，会存在故意遗漏、考虑不周的情况吗？作为执行机构的俄罗斯公安、监察、法院等部门，还不清楚应当统计的范围，分不清“镇压”和“迫害”的界限，需要别人去为他们指正“漏掉”的范围和人数？可以肯定地说，在当时所处的年代，这是他们所能搜集的最多、最全面的数据；同时，由于他们是依据俄罗斯权威部门，如对犯人实行判决和管理的内务部、司法部、总检察院所提供的档案材料，也具有一定权威性；再者，这三代执政者调查出的数据基本一致，更证明这些数据具有一定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