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主义者反对盲目崇外，主张应细致考察日本国情，确定适合日本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大策。如志贺认为，应该选择最适合日本之“宗教、教育、德育、美术、政治生产制度”，“以此裁断日本将来之向背。”他对眼下全盘欧化的情景表示强烈的担忧，故提出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主客说”：“当以日本开化为主，以西方开化为客”，也即以日本文化“同化”西方文化，最后创出日本新文化（注：参见〔日〕《明治思想集·2》，筑摩书房，1977年，5页。）。陆羯南说我们不是将西方文化直接输入日本，而要看其是否对“日本之幸福与国益有用。”有用则用，否则反之。日本主义还有一个特点是进行日本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如前所述，井上哲次郎开展对日本古学、阳明与朱子学的研究就是明显的例证（注：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宣传也引起一部分人的“忧思”。竹越三叉就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提出“亚细亚”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一种权诈之士，以支那为中心，崇拜该国文明，赏其国风，惜其灭亡，而以亚细亚一般之名目而掩护之，回护之。此实借亚细亚之名而图支那之复活。”在他眼里，亚细亚主义即是“支那主义”，必会在日本产生不利效果，最后只会使“支那复活”。他鼓吹，在亚洲应以日本为其中心，相反若推崇亚细亚文明，以为日本当代文化之本，进而行“亚细亚之总联合”，“中心必非日本而为中国”。他为此痛心疾首：“故亚细亚说，其实质是支那中心之说”，“吾人既已力排世界中一种亚细亚学说，更何容藏于其中之一种支那中心说耶？”（《世界之日本乎？亚洲之日本乎？》））。
    不能简单说国粹派与日本主义者就是文化排外主义者。志贺主张：对西学的态度当“以日本国粹之胃，咀嚼西方文化，以消化之，与日本文化相同化”（注：〔日〕《关于〈日本人〉杂志宗旨的告白》，参见《明治思想集·2》。）。 三宅也不同意别人说他们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谓保存，易与守旧混同，此是误解了我们的意思”，日本主义与国粹主义是要将日本文化精华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结合，“与固守旧物之保守主义相异。 ”（注：参见〔日〕《史料日本史》（近代篇），186页。）不过， 他还是主张要用日本以至亚洲的优秀文化补充西学的不足。
    由上可见，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亚洲主义性质出现变化，直面西学盛行，传统日衰，日本一部分有识知识分子要求回归“亚洲”，再尊儒学，产生“国粹派”，倡导“日本主义”，在日本乃至亚洲现代文化建设史上具有值得肯定的历史意义。然而，19世纪末日本文化亚洲主义主调中也有不和谐音的混响：有人“提醒”日本勿忘日本在复兴亚洲文化事业中所应起的“先行者”的作用；主张日本文化“优越论”，与振兴亚洲文化“天职论”。这一切终使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变形，其中一些人最终向侵略主义转化。
    三 对日本亚洲主义历史局限性及其最终“右转”异变的严肃思考
    以上，笔者从“战略亚洲主义”与“文化亚洲主义”的角度对上世纪之交日本亚洲主义做了简略论述。笔者看到，日本的亚洲主义，其中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一些有识之士，主张中日联合抗击欧美，对日本右翼侵略势力的抬头与嚣张，曾起过某种抑制作用。特别是后来宫崎滔天等人的“亚洲振兴观”至今来看依然与中日、亚洲的全体利益相合，对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运动，尤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辛亥革命良有助益。因此，日本亚洲主义在中国曾产生影响，梁启超有“亚粹”思想、章太炎有“亚洲和亲”主义，孙中山有“大亚洲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日本亚洲主义的正面回应（注：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民国13年11月28日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5团体讲演词》， 参见曹锦清编选《孙中山文选：民权与国族》，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300页。 其中对日本亚洲主义思想负面成分已有警觉。）。
    然而也要明确：对历史上日本的亚洲主义不能评价过高。日本亚洲主义倡导者即使在提出亚洲主义之初，在主张“联合”与“提携”同时，也并未将尊重主权、互利互尊这些起码国际原则写入理论，更谈不上运用于他们的实践；亚洲主义虽然打出反对欧美侵略的旗号，然而这里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矛盾性质，日本与西方的矛盾是列强之间的矛盾，而中国与西方的矛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与西方的矛盾。况且日本主政者在强调“抗击英美（俄）”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将侵略中国与亚洲之心真正放下。有此端绪，日本亚洲主义发展趋向则只能是或悖其初衷，或付诸东流，或向右异变。李大钊即有《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对此做了尖锐揭示（注：《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对于日本文化亚洲主义，也当做客观评价。整个东亚的文化现代化要经过“正题、反题、合题”三个阶段，或者说“三级跳”的顺序跳跃，才可臻于完善境界，才能使亚洲农业式的旧文化转变成工业式的新文化，以促使农业东亚向工业东亚的转型。
    “三级跳”的第一步是，西学冲击，传统对西学的“被动”受容（在日本表现为从“攘夷”向“开国”转化；在中国有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因同处东亚，中国与日本于此第一步“跳跃”时，有较大的相似性，甚至可以说中国“跳跃”在先，日本接续在后。这可以从中国魏源《海国图志》的出版与其在日本广泛流传获得证明。
    问题的关键是“跳跃”的第二步，即对旧文化的解构与清理，此为文化建设“三级跳”过程中紧要的一步。东亚旧文化本质上说是与工业文化相抵触的农业文化。需投放极大的社会、思想力量对旧文化进行解构与清理，做最严厉的审视与反省。即把旧文化（主要是儒学）的一切观念都置于怀疑与“打倒”之列，将旧儒学的所有信仰体系全然解散，使其难以对世界先进学理发生阻抗之力，而助西学大潮“长驱直入”（注：参见盛邦和著《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 学林出版社， 1988年。）。
    旧文化的“解构与清理”时期是东亚人精神上的“离乡”时期。东亚人在这一时期当表现出勇敢的文化叛逆行为与承当精神，告别历数千年筑就的古老乡堡。要体现撤除老屋重建新居的激奋；用新设计，盖新房屋。显然，文化建设的第二步是革命而不是温存；是断裂而不是接续；是疏离而不是情恋。这一步是文化建设的极其关键的一步，堪称东亚的“宗教改革”，无论在人力与精神上都将付出牺牲。迈不出这一步，或这一步走得不充分，都将彻底断送东亚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这一步十分艰难，情感上的原因是主要的。此时的东亚人将体会日暮乡关的离乡愁绪，失去家园的失落情感。离开老屋，告别乡堡的涌动人群，这时候又无法避免道德失序的状态，这尤使东亚文化人（中国、日本、韩国等的知识分子）滋生更多的乡愁情结。因此，只有努力克服这种善良而又无益的情绪，文化建设的过程才不至于中断，东亚新文化的曙光才会真正跃出东方地平线。
    假如东亚文化建设顺利完成上述第二步，紧接着即可做第三步的“跳跃”。笔者将东亚文化建设的第三步跳跃称为传统“重造前提下的回归”，或说是在撤除老屋的基地上再建新屋。到这一步，东亚的文化现代化可说接近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