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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元田永孚在看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民教育政策失败，主张重新起用儒学，在新形势下对国民精神做重新统合。早在1879年以“天皇旨意”名义所写的《教学大旨》中就称：“教学之要，明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以尽人道。”提出了源于儒学的“基于祖宗训典，专明仁义忠孝”的教育原则（注：〔日〕《史料日本史》（近代篇），吉川弘文馆，1989年，170页。）。1890年日本颁布《教育敕语》， 可以说是儒学回归近代日本的明显标志。《教育敕语》规定日本正式以儒学为教育之本。其中云：“树德而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新，世世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教育敕语》还要求国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以使全日本国民皆成“忠良之臣民”（注：〔日〕《史料日本史》（近代篇），吉川弘文馆，1989年，171页。）。 冈仓天心在宣扬亚洲主义的文化观时，同样注目“儒教”，认为儒教是“农业文明的缩影，其本来的性质是自制的非侵略的。”这样的说法显然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儒教的基本表达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是儒教的核心宗旨。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冈仓天心认为，儒教是亚洲之心，因为孔子之教，将热爱土地劳动的道德神圣化。孔子与他的弟子，教人以淳朴家长制的道德，并主张这个世界谦让与调和。以后佛教传入，又使自制的观念得以强化。孔子主张“种族宿命”思想，而对于这种宿命要努力去遵行，不可以有所超越。显然冈仓天心将孔子诠释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并希望日本能遵从孔子的和平主义。冈仓还这样说明儒教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原本是一个岛国，因儒教与佛教的影响，与邻国一道，自制自律，在岛国狭小的领域里，遵从着自己的宿命。”（注：参见〔日〕《日本的觉醒》，44页。） 在复活儒教思想的声浪中，一些思想家注重儒家学说的具体研究，以发掘其中适应新时代的学理资源。明治26（1893）年时三宅雪岭著《王阳明》。该书用评传方法写就。著述目的旨在宣传“东洋文化”，尤其阐明东洋哲学于当今日本存在的意义。他声称在王阳明处找到了自己的“分身”，这种“分身”才是本质的“自我”，也是日本的真正精神本原。他对阳明的“良知说”特别给予关注。在三宅看来，阳明思想的精华所在是“良知说”，“然有良知处，则万般的事物皆恍然而融和。如何的艰难，任何的穷迫，而未能系缚我者。”他对良知说做如下解释：“如阳明所说，吾心之良知即是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注：〔日〕三宅雪岭：《王阳明》，参见柳田泉编《三宅雪岭集》，明治26年。）他得出结论，良知说与西方哲学相比较，实与康德之所谓理性同（注：明治时代思想家受阳明思想影响甚大。内村鉴三评西乡隆盛思想时曾说：“他（西乡隆盛）很早就从王阳明的著作中受到启发。王阳明关于中国哲学家良知与仁慈而严峻的天理之间的关系的学说，成为亚洲尊严精神的共同起源。这种尊严精神，与基督教精神（新教精神）已经十分相似。”（参见〔日〕内村鉴三《代表的日本人》，岩波书店，1990年，22页）。）对王阳明的推崇，可以说是明治时代文化亚洲主义思潮中的一种共识。如果我们将新渡户稻造也看做文化亚洲主义主张者中的重要一员，则在他的著作中也明显可见对王阳明的赞美：“最高洁的武士中，有许多都受过阳明思想的强烈影响……西洋的读者也能从中找到与新约圣书相类似的观点。”（注：〔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岩波文库，1958年，36页。）另外，井上哲次郎有《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论述了日本阳明学哲学史，对心学思想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做了详尽论述。 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十分重视中国儒家文化的地位有其历史原因。从历史上看，日本在确立其国家主导思想时，曾将儒家文化作为首选对象，作为本民族的支配思想。这在江户时代表现最为突出，整个江户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儒教时代”。“儒教”（主要是中国理学）与神道教相结合，成为日本国教，也成为日本进入近代之前的“国粹”与文化传承主线。就此，日本一旦经过西方文化洗礼，当想到要弘扬亚洲乃至本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时，自然会重新认识儒家的精神价值与社会功能，通过这种更新，用以与全盘欧化思想相抵，再次将儒家文化确立为支持日本式现代化的重要伦理基础。而进一步分析，日本文化亚洲主义者一反江户时代的传统，由对理学的敬奉，改为对心学的张扬，这是历史的事实。究其原因，则是由于阳明学较之理学而言，主张“良知”，主张对自我“本心”、即主体意识的扩张，这正与处在进取发展过程中的“工业日本”民族精神相合。 当然，组合日本传统文化基因的不仅仅是儒家思想，其他还有佛教等。要宣扬文化亚洲主义自然对佛教思想也同样给予积极的评价。明治之初，日本佛教受到贬抑与排斥，出现过“废佛毁释”的运动。1887年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的发表使佛教在理论上得到政府的承认。西村认为，对西学的片面追求已使日本陷于道德沦丧的边缘，他一方面强调国民教育当主倡儒家，又指陈佛教作为“世外教”，在广大基层群众中渗透度甚大，值西风鼓动，百姓精神无所适从之际，政府权当因势利导，以佛教约束国民，以整合日本世风日下的道德秩序（注：即如并不赞同文化亚洲主义的福泽谕吉也曾经说过：“幸而我们日本自古以来在下层民众中就有许多人相信佛教，民间的道德完全是从佛教中来的。所以只要保持这种习惯，不加以丝毫阻碍，听任其教导，民间就不会缺乏道德教育。”转引自〔日〕山崎正一著《近代日本思想通史》，青木书店，122页。）。 另一名思想家井上圆了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倡佛教对再造亚洲与日本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说佛教“论三世，谈六道”，其真旨是“物质不灭”与“能量常存在”，努力求得佛教的现代性意义，用心良苦。他认为学习西方固然重要，但一味倾慕西学，置东方学术于不顾，其后果是只看到西方物质丰盛的一面，而对精神面的探求寡少，将对日本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他强调佛教是一种对东方人精神建设极为有益的哲学体系，对其应重新体认，吸收为日本人的精神营养。为此，他主张以“哲学”重新诠释佛学，给予佛学以新的生命（注：参见〔日〕《井上圆了的教育理念》，东洋大学，1988年，22页。），并于1894年创刊了《东洋哲学》。佛教思想家村上精一则直指佛学为哲学，而之所以说佛学为哲学，是因为佛学对世界宇宙“原理”作了“百尺竿头的彻底说明”，起着与哲学相同的作用。他把佛学神圣化，甚至说成是人间最高层面的哲学，“其论无尽，其说无至”（注：〔日〕《史料日本史》（近代篇），175页。）。如果说， 日本亚洲主义中文化亚洲思想旨在纠正世人偏重西学，鄙视亚洲文化精义的偏向，以求再兴亚洲文化，那么以上有关佛教价值问题的各种论点，在宣传文化亚洲主义过程中所起的舆论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文化亚洲主义的再一个思想特点是宣扬“日本主义”。我们只要查看一下日本思想史年表就可以发现，自19世纪80年代末，以“日本”为名的论著与杂志达数十种之多。日本主义主张保持“国粹”，如三宅雪岭与志贺重昂主张“彰显国粹”与“保存国粹”。《真善美日本人》是三宅宣扬这方面观点的代表作。他又有《吾辈倡国粹主义岂为偶然》一文，指出保存国粹的目的在于“坚持国家无形的元气”，强调所谓“国粹”者乃是日本“一国所特有者”，“独创而非模仿他国者”。他承认，他所谓的国粹主义实是“日本主义”。陆羯南于1889年创办报纸《日本》，论及与国粹主义的关系时说：“吾辈与国粹主义向有同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