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亚策》作者杉田在其论著中流露出明显的日本优越思想，倡言日本在亚洲有输出先进文明以启后进的责任，提出所谓文明输出论。此思想发展的结果引发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文化理论。他游历中国后“痛感”中国人“毫无忧国忧民之心，也无利国益民之心”，说有“对清国人进行教育的必要”。为了施行文明输出计划，他曾与植木枝盛、中江兆民在上海开办东洋学馆。
    显然，对于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我们主要应该肯定其团结亚洲以抗西洋的“亚洲同盟思想”。其“中日提携”论出于当时侵亚论形成之际，独标一帜，诚属难能可贵，应在亚洲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适当历史地位。然对其亚洲责任论与亚洲盟主论等思想，则应予批判（注：这种思想在日本产生负面的影响甚大，如甲午战争之后，伊藤博文曾经说过：“这次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笔者）使日本收得海外领土，为守备此领土应继续扩军，且要乘此连续胜利之良机，争为东亚盟主，以发展已得战果……历来的军备皆以维持日本主权线为其根本。今当扩大战果，以争为东亚盟主，开拓日本利益线，最终霸取东洋为计。”（参见《日本历史·近代4》，124页）。其“东亚盟主”“霸取东洋”的思想，当与早期亚洲论者的“东亚盟主”思想有很大联系。）。
    二 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及其特点
    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一个新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由强转弱，接近尾声。政府方面忙于制定宪法与修改条约。与此政治形势相对应，国内欧化主义思潮泛滥。西洋生活方式被大量引进：西洋舞、西洋音乐、西洋绘画成为一时风尚。闻名于世的“鹿鸣馆”也在这时出现，有人将这个时代称为鹿鸣馆时代。值此时代变局，一部分有识之士心怀忧虑，批判世风，希望振兴亚洲文化，恢复“民族自觉”与“日本文化的独自性”。明治21（1888）年，《日本人》杂志创刊，以后又由《日本人》杂志同人组织“政教社”，提倡国粹主义与“日本主义”，进而演绎出文化亚洲主义思潮（注：“政教社”（1888年）实际包括两个团体。其一为“哲学馆”，其成员有井上圆了、三宅雪岭、棚桥一郎等人。其二是“东京英语学校”，其成员有志贺重昂等人。此后两团体结合，组织“政教社”，出版《日本人》杂志（1888年）。《日本人》杂志发刊日为“神武天皇祭”，以示此刊物宗旨为“保持国粹”。此后，“日本主义”报纸《日本》同人陆羯南等人与《日本人》杂志合组《日本与日本人》。《日本》报纸同人也加入政教社。与“日本主义”有关，1897年，井上哲次郎创建“大日本协会”，《日本主义》创刊。）。
    史实说明，日本国粹主义或“日本主义”派其主旨虽是宣传“国粹”与“日本主义”，而重要思想组成与亚洲主义紧密相联。与前期亚洲主义不同，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国粹主义以及日本主义所代表的亚洲主义具有明显的文化性质，即阐发日本文化底蕴，寻觅日本人文根源，反对日本欧化主义思潮；注目日本文化与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内在深远联系，对之做正面肯定与宣传，主张更新与“复兴”亚洲文化（其主要内容为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东亚传统），以此为根基重建日本新文化。因而明显体现出“文化”意义上的亚洲主义倾向。故可将此期亚洲主义界定为“文化亚洲主义”，而前一时期的亚洲主义则为“战略亚洲主义”。当然主张文化亚洲主义的不仅仅是国粹派等。一些并非属于国粹主义以及“日本主义”派别的思想家也同样关心着日本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同样反对日本的全盘欧化思潮，而主张更新的东亚文化传统重回日本，以建立适应工业东亚的新文化。
    主张文化亚洲主义的代表有三宅雪岭、冈仓天心、井上哲次郎、井上圆了等人。以下我们试对日本文化亚洲主义思想观点作介绍与评析。
    文化亚洲主义者在西学冲击的形势下，对亚洲文化投以格外的关注，主张亚洲文化的复兴与更新式回归。西村茂树曾成立“东洋学会”，其主旨是反对偏重“洋学”，力主接续与发扬日本、中国与印度的固有传统文化。因“东洋学会”建会较早（1886年），乃为日本文化亚洲主义思想的产生透出初期信息。他在名为《东洋学会的前途》的演讲中说：世界上的学问可分为三大类：其一是通东西而能发挥其中的真理者；其二是依西洋之学理而能发挥东洋之事理者；其三是东洋自身的学问。他对第三种学问即东洋的学问投注热忱的关怀。他强调不当以西方学问绝对地覆盖与统合其他民族的学术文化。主张在开展东西文化比较中，重现东洋学的风采与精华，既求东洋文化的进步，也求世界总体学问的进步（注：〔日〕《学问与知识人》，《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岩波书店，1989年，95页。）。他将西方学问与东方学问等同视之，西方学问自有其优秀之处。但对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是学习而利用之，由“通东西”而发挥真理。人们当努力掌握西方学说，而学习目的乃是为了东洋文明的改建与更新，建立适应目下情势的新亚洲文化。
    冈仓天心在其名著《亚洲的觉醒》中，提出以“亚洲觉醒论”为基调的亚洲文化复兴观。他承认西方确实曾给予亚洲许多有益的东西，对此亚洲人从来都是抱着感激的心情。然而他笔锋一转说，不可忘记的是“给我们真正灵感之源的还是亚洲的精神”，亚洲的精神将古代的文化传播给我们，“植吾以更生的种子”。他不无自豪地说：日本确实是继承了“亚洲的传统”，日本有理由为此而高兴。他强调亚洲在觉醒中，亚洲在“复活”。他说亚洲在过去的一段时期似乎在沉沦中，即使日本也有过一个“昏睡”的过程，但“作为东洋一国的日本，她的国民正在努力应付着随近代社会接踵而来的种种急务，她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现在日本刚刚从昏睡中醒来”。他说在东方曾有过一个“亚细亚的长夜”。他分析造成这个“长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蒙古人对亚洲人的征服”，“这是一个极大的惨祸”。这种征服的结果足以使中国与印度为主体的亚洲文化传统被迫中断，无法进展。他指出，随着近代的到来与时势的变迁，也由于西力东侵的刺激，亚洲已经觉醒。日本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明这种“觉醒”是客观的事实，不容怀疑。不过他不无遗憾地说，对于“亚洲复活的内面含义，以及我们的终极理想”，西方依然还是“抱着很大的猜忌。”他深深觉得有必要将亚洲觉醒的要求以及亚洲（特别是日本）正在觉醒的情况告诉西方，以消除西方人对东方人至今依然存在的“懵懂无知的状态”。他责备西方人“持有人种的偏见，自十字军遗留下来的对东洋人的种种漠然与嫌弃，依然支配着他们的心。”（注：〔日〕冈仓天心：《日本的觉醒》， 岩波书店， 1993年，14页。）他呼吁东方与西方文化要有一个相互理解与学习的过程。相互隔绝，或视西方文化为世界文化中心的思想是错误的。
    这些人所谓的东亚学术与文化，除神道、佛教外，主要指中国儒学文化。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存着一份“汉学”关怀与“儒学情结”。甚至可以这样说，日本的文化亚洲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儒学回归主义”。文化亚洲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指向，是要在日本业已成为“工业日本”的前提下，重建日本的文化体系。而此体系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即为儒学，儒学重倡与“儒学回归”是文化亚洲主义的又一思想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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