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相比较，东亚固有的社会与文化遗存决定其文化建设的第二步，“跳”得最艰巨，所用时间也当最长。文化建设所怕的是“第二步”未跳，或者未跳好，就及早起跳第三步。不破而立，或者是破得不彻底而转向于立，其结果无法彻底清理旧文化，文化建设陷于烧“夹生饭”的尴尬。
    日本文化亚洲主义，旨在否定全盘欧化思潮，重新发现“大和”文化源头即亚洲文化，主张在保持亚洲文化精粹前提下，吸收西洋文化，以找寻日本文化现代化的本体道路，总体上说具有进步意义。东亚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与政治的现代化，而且是文化的现代化。而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现代化的标志，即看其对本国本民族文化是否做了适应现代化的改造，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重建民族新文化。
    日本在进行其文化建设时，大体依照三步顺序起跳的方式进行。不过第二步（即对旧文化的批判）进行得并不充分。福泽谕吉等“明六社”同人曾对日本旧传统作过批判，但力度不大，为时不久，不够彻底，紧接着文化亚洲主义盛行，传统迅速“回归”，终使日本“现代”思想夹杂大量旧思想残余，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刻有封建印记最深的现代工业国家。
    因此，日本在亚洲文化“复兴”过程中片面强调本国的“先行者”作用；主张日本文化绝对“优越论”，堕入狭隘文化民族主义的泥沼而不可自拔。这一切，连同日本战略亚洲主义中的“日本责任论”与“亚洲解放论”，加上福泽谕吉“脱亚论”思想影响，催使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右转异化与可悲的变数，演化为亚洲侵略与“大陆政策”的文化理论源头。这种“异变”恰与日本加紧实施“大陆政策”与亚洲侵略政策前后一致。如德富苏峰在1894年发表《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对外自主派的本领》等文亟言由军队组织社会，扩张武力（注：〔日〕《德富苏峰集》，《日本近代思想大系·8》，岩波书店，528页。），极力鼓吹侵略中国。植村正久则与德富苏峰同调，提出“精神冲突战”理论，鼓吹“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之外有其大意义在”，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在于“新旧两物的精神冲突”，“日本流血前进，乃为新文明之精神张吐气焰。而将其国是告知于天地神灵”。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等人，则在将亚洲主义向右转化的现代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恶性作用。大川周明本来是文化亚洲主义积极宣传者，时势推移，他最终主张复兴亚洲的惟一方法不是“亚洲提携”，而是亚洲“解体”与对亚洲邻国的侵略。1938年日本首相近卫主张建立“东亚新秩序”，发起所谓“东亚联盟运动”，使侵略性的亚洲主义全然浮出水面。太平洋战争之后，亚洲主义又被“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所利用，鼓吹当时战争乃是一场“黄色人种革命”，而日本则俨然成为“解放亚洲”的“救世主”。正视这一历史现实，可以说，亚洲主义最终也仄入失败之境。
    总之，上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是一个迁延演变的思想过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时值新世纪之交，检讨亚洲主义形成、发展的线索，尤其是检视日本亚洲主义如何从“亚洲联合”论走向亚洲侵略论的历史，将有利中日两国人民树立正确的亚洲文化观与中日关系论，增进理解与合作，使中日关系日臻成熟，由此将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带入新纪元。同时，回顾文化亚洲主义的历史，也可启示人们如何在相近的文化背景前提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加强文化交流，使一个和平、发展的真正的“文化东亚”出现在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