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学盛行，使日本学术界出现一股轻视“汉学”，视中国无足轻重的风气。与中国结盟何以值得？这直接影响到亚洲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在社会上的影响。为此，一部分持亚洲主义观点的人士有“支那不可轻”论，论述与中国结盟具有重要的实际战略意义。
    明治8年（1875）11月28 日《东京日日新闻》登载《支那不可轻》一文，批评日本舆论界轻视中国。文章记载一件事，即发表文章的该月，有中国兵舰“扬武”号驶入日本港口，舰上配备一应效仿西方，比较先进，文章据此议论：日本民众观点跟着上层人士导向走，上层轻视中国，民众也同样轻视中国。对于“轻视中国之倾向应匡正，轻视中国之弊害当扫除”，中国之将来尚不测，继续对中国采取轻视态度，将会因此获祸。既然如此，就目前情况论，应转“轻视中国”为“日清协和”。
    明治11（1878）年1月12 日《邮电报知新闻》也有持论相同的文章：《不可轻视清国论》。署名为杉山繁。他从经济的角度说明：“以本国为自负，本出于爱国之情，也足可贵。但是不做远谋之计，单纯轻视中华帝国，将成日本失败之因。”现在谁都在轻视中国，是因为中国贫弱，体格心性“优柔惰弱”，于“欧人面前”尽其屈辱。但中国经济似为弱小，而幅员辽阔，即使遇到灾荒，一地有歉，异地有丰。有远见的日本人应当知道，日本目前虽具开化之美，而国库实有空虚之虞。他猜测，中国引进西洋器物方面虽不及日本，但难保国内储存实力，藏而不显。他感叹对中国的综合实力还摸不到底，日本万不可轻举妄动。这篇文章没有明显提出中日连携理论，但为“连携”论造了舆论。当时日本朝野的心理，是要摸到中国的真实经济与军事底牌，强则避之，弱则击之，强弱不明则暂时“连携”。如果说这也是一种亚洲主义的类型，则是一种实用型战略论的“亚洲主义”。
    上述两篇时论，似乎有意在向人们昭示一个道理：在19世纪，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是“结谊”、“提携”还是断绝，或干脆代之以赤裸裸的侵略，明确的价值观是看与之“提携”的国家有无经济实力。有实力则有携手可能，否则反之。事实正是：外交是现实的，现实是严酷的。一切有效的，与我有利的外交皆是实力的外交，是现实的外交。随着时间推移，甲午战争后，日本的态度大变，大陆政策完全走到了前台。
    当然，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中日提携论的提出，还不能说仅在于对中国实力的推断。与西敌抗争，争取盟友毕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前述《东亚的气运》一文的作者所言：在亚洲中只有日本超然出众，达于富境。但眼看亚洲各国“愚昧不开”，受欧洲列强之无端侮慢凌辱，“此于畅达日本之国权，抑制西洋之跋扈，到底不利。”为此，他主张“亲善中国”，不当对中国取轻蔑态度，而应结亲密之交际，联为同盟，共图亚洲振兴的大计划。文章还说，现在西洋侵略中国，中国“屈辱态度为日本所耻”。但值此景况，日本总要为亚洲的前途着想，想到亚洲联盟计划的重要，并切实地去加以实行。如果中国因蒙羞辱而有所振作，与中国合力合战，共破欧洲的压制，共同振兴亚洲也属可能。
    如何结成亚洲同盟？应该拿出什么办法来。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思想者们，纷陈己见。
    胜海舟首先提出“亚洲觉醒论”。他目睹亚洲当时的思想情况，以为实行亚洲联合有待认识的提高。目下亚洲各国执政者，还不明白联亚抗敌的重要性，宜由日本派船队，设使节，前往各国进行游说，以促亚洲的觉醒。他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与朝鲜，懂得“盛大”海军，即扩大海军力量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再一同“切磋学术”、“合纵连衡”，最终使亚洲得以逃脱西方的“蹂躏”（注：〔日〕松浦玲：《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102页。）。
    《东洋之气运》的作者则说：要结亚洲同盟，日本所当采的计划是：第一，养成实力。第二，实行连衡计划（注：参见〔日〕明治17年4 月13日《朝野新闻》。）。在这方面提出具体且详细的方案者要数著名思想家杉田鹑山。他开出一剂自以为可疗救亚洲沉疾的药方，即所谓“兴亚策”。他追随板垣退助，是一个自由民权主义者。他1880年于《经世新论》中有一章为《东洋恢复论》，提出自己的亚洲论。他不无忧虑地感叹：“东洋之羞辱日甚一日。黄色人种将被白色人种吞灭。”此后他又在1883年写有《兴亚策》。指出亚洲奋发振作由弱转强是亚洲的生路，也是日本的生路。鼓动日本与亚洲结成联盟，努力“兴亚”，转变亚洲的“大势”。他觉得日本与亚洲都需要一个大改革，大改良，“若要进行一个大改良，势必要转变亚细亚的大势”，“亚细亚的大势转变，日本之改良成也。”他将自己的这个观点称为“亚细亚第一主义”。所谓“第一”，看来就是“前提”的意思，亚洲的振兴与“大势转变”是日本成功的先决条件。日本的独立与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联盟势在必行。
    杉田鹑山在《兴亚策》中又具体提出实现亚洲联合主义理想的诸点方案：即在亚洲实现自由政体；实行亚洲教育改革；施行兵制改革；促进产业开发，鼓励亚洲互相通商；结束亚洲的“割据”状态；实行亚洲“联合”。杉田鹑山还认为东洋之所以受西方的压迫是因为亚洲没有基本民权：“回顾我亚细亚专制之制度，人皆习以为常，人民卑屈，数百年沉沦于迷梦。”由此缘故“版图日益缩小，国权年年丧失。且全亚洲诸国因输出入不均，内地之膏血，尽入碧眼紫髯人手。”因此，“吾辈同志……当也基于天地之公道，将自由之檄文飞扬于亚洲。”（注：转引自〔日〕杂贺博爱著《杉田鹑山翁》，翁杉会，1928年，546页。 ）
    由上可见，杉田鹑山为建立亚洲联盟提出别具见解的课题：要将亚洲联合由空想变为现实，需要建立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上“同质”的亚洲。经济的强弱悬殊、“文明开化”的进步与迟滞、政治制度优劣的不相同一，是阻碍亚洲联合的内部原因。他主张亚洲弱国当在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追求进步，于世界之东方出现一个文明亚洲，如此亚洲真正联合也为期不远。他又主张：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走在了前面，当与亚洲携手并进，为亚洲新文明的到来尽己力量。可惜是杉田鹑山的理想愿望，在此后的岁月里并没有被日本的统治者所采纳实践。杉田鹑山的“兴亚论”甚而被用为对东亚施行侵略政策的理论借口，终被异变为“侵亚论”。
    除上述以外，还有樽井藤吉提出亚洲合邦论。他在明治24（1891）年写有《大东合邦论》。他也曾建立一个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东洋社会党”，受到政府的压制。他的“合邦”理论与以后军国主义所鼓吹的“合邦论”有所不同，主张“和平的”与“无私公平”的合邦，以恢复“东洋的势力”，主要论说日本与朝鲜的联合。此与当时准备侵略中朝的日本政府站在不同的立场之上，实质是提倡亚洲和平的联合，是早期亚洲主义“东亚联盟论”的又一种表达方式（注：参见〔日〕《日本历史·近代4》，岩波书店，1962年，128页。）。
    前文已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作了概述，并对其中的部分观点作了肯定性记叙，那么这个思潮的历史局限性是什么？如何对其作公允评价？笔者认为，早期亚洲主义中的“亚洲责任论”等思想使亚洲主义不可避免地染有大国主义、“东亚盟主”的思想。
    草间时福在《东洋连衡论》中说，亚洲可主持连衡之大业的，“除了日本难道还有其他的国家吗？”他主张实现连衡计划，要有自信，有方法：譬如印度为英国势力范围，日本“可先派书生赴印度，审其政体风俗，学其语言文章，或利用杂志、报纸或演说等诸方式，宣传印度人当求独立之精神。唤醒其公共之义务心，促其求独立之幸福。印度一旦独立，英于印度失其支配之力。其结果，日本将可“维持欧亚大陆之权衡，欧洲将无法再对亚洲做蚕食之态，日本将由此而稳操东亚盟主之牛耳。”（注：参见〔日〕明治12年11月19日《邮电报知新闻》。）想做“东亚盟主”的思想在此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