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阶段：东汉灵帝后期至曹魏齐王正始元年（240）
    这一阶段见于史籍记载的鲜卑朝贡活动共15次。檀石槐死后，鲜卑诸部各自独立，新的统一联盟尚未建立。《钦定历代职官表》卷七一载：“《三国·鲜卑传》：鲜卑步度根既立，建安中，遣使献马，帝拜为王”［7］，檀石槐的后裔鲜卑大人步度根五次朝贡，一次向东汉朝贡，四次朝贡曹魏；《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载：“鲜卑素利、弥加、厥机因乌丸校尉阎柔上贡献，通市。是时，梁习为并州刺史，鲜卑大人育延尝为州所畏，而一旦将其部落五千余骑诣习，求互市。习念不听，则恐其怨，若听到州下，又恐为所畧。于是，乃许之，往与会空城中交市。遂敕郡县自将治中以下军往就之。”［6］鲜卑素利、弥加、厥机纷纷朝贡，以求通市。这一阶段，素利共朝贡三次，其中两次朝贡于东汉，一次朝贡于曹魏；弥加朝贡三次，两次于东汉，一次朝贡曹魏；厥机两次朝贡东汉；鲜卑大人育延一次朝贡东汉；鲜卑大人轲比能五次朝贡，一次于东汉，四次于曹魏；泄归泥一次朝贡曹魏。这一阶段鲜卑各部大人之所以恢复与东汉王朝的朝贡活动，不仅在于继檀石槐之后，短期内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军事联盟，还与各部鲜卑大人欲谋求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有直接关系。《册府元龟》卷九六三记载，延康元年（220）“鲜卑素利、弥加遣使献马，封加为归义王”。同书又有，黄初元年（220）“鲜卑歩度根遣使献马，帝拜为王”［6］。
    三、“尊晋勤王”到“已为天子”：正统观在慕容鲜卑朝贡对象中的体现
    鲜卑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后期是从曹魏齐王正始五年（244）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六年（391）。后期有明确记载的35次朝贡活动，突显出慕容鲜卑诸燕政权受正统观影响，在政权不同发展阶段中向中原王朝的朝贡活动，体现出了从朝贡两晋的“尊晋勤王”到自成正统的“已为天子”的转变。现依朝贡对象将朝贡活动划分为五个阶段予以考述。
    第一阶段：向曹魏朝贡
    时间为正始五年（244），即《三国志》卷四所载：九月，“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9］120。之所以将此次“鲜卑内附”作为鲜卑向中原王朝朝贡关系后期之开端，主要基于此内附之鲜卑当为慕容鲜卑。换言之，自正始五年（244）开始，鲜卑慕容部在东北地区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第二阶段：向西晋朝贡
    时间为咸宁三年（277）至晋惠帝永宁中（301）。这一阶段鲜卑的朝贡活动有七次，其中有明确时间者五次。西晋武帝时期，内附的鲜卑部落呈递增趋势，自《晋书》卷三《武帝纪》所载咸宁三年（277）起，“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2］168，逐步发展至遣侍子入贡，《晋书》卷四二《唐彬传》记载：“于是鲜卑二部大莫廆、挝何等并遣侍子入贡。”［2］1219据《通鉴纪事本末》卷一三上太康二年（281）条载：“初鲜卑莫护跋始自塞外居辽西西棘城之北，号曰慕容部。莫护跋生木延，木延生涉归，迁于辽东之北，世附中国，数从征讨有功，拜大单于。”鲜卑慕容部首领至涉归时，曾被拜为“大单于”。太康五年（284），慕容廆被国人迎为慕容部首领，从“廆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武帝弗许”［2］2804来看，为取得出兵宇文鲜卑的合法权，慕容廆曾向晋武帝上表遭拒。在其后出兵屡屡受挫之后，向西晋乞降，“帝嘉之，拜鲜卑都督”。同年五月，慕容廆谒见东夷校尉何龛。永宁中（301），慕容廆开仓赈灾，晋武帝“闻而嘉之，褒赐命服”［2］2804。此后，慕容廆走上了勤王之路。
    晋怀帝永嘉初年，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至晋愍帝“遣使拜廆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郡公”［2］2805，终西晋一世，都曾对慕容廆政权给予充分的关注，而慕容廆在“怀帝蒙尘于平阳，王浚承制以廆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时，慕容廆“以非王命所授，拒而不受”［2］2805，表现出其尊西晋为正统的意识。
    第三阶段：与拓跋鲜卑的往来关系
    据《魏书》卷一《序纪》记载：“昭帝崩。徒何大单于慕容廆遣使朝贡。”［4］7另据《别本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廆》记载：“永嘉初，廆自称鲜卑大单于。时，魏昭帝名禄官卒，弟穆帝名猗卢，总摄三部。先是，昭帝之世，廆为东部之患，昭帝遣弟左贤王普根击走之，至是与廆通好。”从《魏书》卷一《序纪》中记载的慕容廆朝贡时间为公元304年，而永嘉初“至是与廆通好”至迟发生于永嘉三年（309）之前来看，直至昭帝禄官卒后，鲜卑慕容部与拓跋部之间的紧张关系才得以松动。而这一时期尚在西晋统治期间之内，之所以将其单列为一个阶段，主要在于此时朝贡对象发生了变化。
    第四阶段：向东晋朝贡
    从元帝建武元年（317）至成帝咸康七年（341），这一阶段鲜卑朝贡东晋的活动共有10次。这一阶段多次遣使上表于东晋，以寻求政治利益为主。尤其是在前燕朝贡过程中，需要详细分析的还有前燕向晋帝进表的内容。
    慕容廆上书东晋始于建武元年（317）六月，即《晋书》卷六《元帝纪》所载：“丙寅，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幽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段匹磾，领护乌丸校尉、镇北将军刘翰，单于、广宁公段辰，辽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续，青州刺史、广饶侯曹嶷，兖州刺史、定襄侯刘演，东夷校尉崔毖，鲜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劝进。”［2］145可以说，仅仅从上文记载很难判定慕容廆上书劝进的内容，“事实上，东晋元帝建武元年曾先后两次对慕容廆进行册封，均遭到慕容廆的拒绝，而‘鲜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劝进，即发生于慕容廆两次拒绝东晋元帝册封之间。”［10］
    在《晋书·慕容廆载记》中完整地记载了慕容廆此次上书劝进的全过程：“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让而不受。”［2］2805也就是说，在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后，东晋元帝于“建武初”首次册封慕容廆为“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2］2805，承认了慕容廆称雄一方的事实，但遭到了慕容廆的拒绝。为此，前燕征虏将军鲁昌劝说慕容廆时强调的是：“今两京倾没，天子蒙尘，琅邪承制江东，实人命所系。明公雄据海朔，跨总一方，而诸部犹怙众称兵，未遵道化者，盖以官非王命，又自以为强。今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2］2806也正是在鲁昌的劝说下，才有慕容廆“乃遣其长史王济浮海劝进”一事的发生。等到晋元帝“即尊位，遣谒者陶辽重申前命，授廆将军、单于”时，再度遭到慕容廆的拒绝［2］2806。
    在元帝初年，慕容廆虽然在朝臣的说服下承认了东晋为西晋的继承政权，也曾遣使于东晋，但是并未把自己归入到东晋的册封体制之内。东晋成帝时期的咸和六年（331）秋，前燕君臣对慕容廆的官爵问题再度予以关注，“僚属宋该等议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无别不足以镇华夷。共表请进廆官爵。参军韩恒驳曰：夫立功者，患信义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复之功，不先求礼命，以令诸侯宜缮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后，九锡自至，比于要君以求宠，不亦荣乎？”《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结果是“廆不悦，出恒为新昌令”，《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以参军韩恒遭贬的结果，足以体现出慕容廆对两派观点之争的倾向性。随后便发生了慕容廆遣使东晋，并书于太尉陶侃。此次慕容廆派遣的使者并没有实现其出使的目的，而是在去往东晋的途中“遭风没海”［2］2810，故而在前燕朝贡东晋的途中，起码有一段颇为艰难的海路，抑或此段海路开辟的时间不长，非前燕使团所谙熟。
    在慕容廆所派遣的使者“遭风没海”之后，“廆复更写前笺，并赍其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余人疏上侃府”， 以慕容廆“位卑爵轻”为由，向陶侃请命，希望能够“进封廆为燕王，行大将军事”，达到“上以总统诸部，下以割损贼境。使冀州之民，望风向化”的目的。陶侃答慕容廆书：“当今扬淮锐勇，飞廉超骥，收屈卢必陷之矛，集鲛犀不入之盾，惟在足下。”《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在答封抽等人书中， 陶侃婉言拒绝了封抽等人上书欲进封慕容廆为燕王的请求，致使慕容廆在位期间没有得到东晋将其册封为“燕王”的封号。尽管慕容廆生前没有得到燕王之封号，但从慕容廆上书太尉陶侃后，陶侃答封抽等书中“车骑将军忧国忘身，贡篚载路，羯贼求和，执使送之，西伐段国，北伐塞外，远绥索头，荒服以献。惟北部未宾，屡遣征伐。又知东方官号，高下齐班，进无统摄之权，退无等差之降，欲进车骑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进爵，古之成制也。车骑虽未能为官摧勒，然忠义竭诚。今腾笺上听，可不迟速，当任天台也”［2］2811的记载来看，慕容廆确有建立独立政权之实，只是尚未得到东晋成帝的承认而已，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割据政权之属性。“采取‘勤王仗义’的策略尊两晋为正统只能说是慕容廆时期的权宜之计，是前燕势力不足以抗衡两晋时不得已的选择。”［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