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兴中会长达10年的征程中，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他们展开了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并且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在战斗历程中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纲领，形成了以独立、民主和富强为主题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扩大了革命民主派的影响，并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这样，当革命浪潮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开始高涨时，孙中山终于在1905年建立了统一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政纲。同盟会的成立，把民主革命运动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此，“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
    策划、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斗争，则是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的主要革命实践活动。从1907年到1911年，他在两广和云南地区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或是依靠会党、新军和防营，或是借助群众的自发斗争。这些起义虽然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和其他条件而失败，却在政治上给予清朝政府以沉重打击，促进人民觉醒，激励群众斗志。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更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不断扩大的保路风潮，又把斗争推向高峰。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到来。
    1911年10月，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举义帜。各省纷纷响应，形势迅猛发展。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土崩瓦解，这是革命党人流血牺牲和人民群众奋起斗争的结果。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和主持了临时政府。新政权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制定了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与宪法等”的《临时约法》，颁布了多项除旧立新的法令。
    然而，共和制度的实际生存期非常短暂。形势的逆转迫使孙中山不得不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在国内外反动势力支持下夺取了政权，旧秩序在新形式下恢复。这个窃国大盗肆无忌惮地践踏和毁弃共和制度，乃至公然称帝。在他同他的洪宪残梦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后，把持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头子们又继承了死去的独夫、民贼的衣钵。民国依然徒具虚名，政权的实质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
    孙中山被迫展开捍卫共和制度的持续斗争，再次举起“武装革命”的旗帜，由是有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两次护法运动。这些艰苦的战斗取得了某些具体的成果，但不能实现共和主义真谛，以致在长达10年的捍卫共和制度的战斗历程中，几乎每个回合都充溢着浓郁的悲剧色彩。
    正是在捍卫共和制度遭到第一次严重挫折后，孙中山于流亡东京的极其困难的时刻与宋庆龄会见。他们的始点颇不相同--一位来自濒海的南粤山村；一位诞生于正在崛起的大都市上海，民主革命浪潮使得他们得以汇聚。
    对于宋庆龄来说，历史在她的生活历程中提供了特殊的机遇。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君临，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成为旧中国的痼疾。把目光投向世界，吸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冲决封建主义罗网，使中国趋于近代化，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成长的必备条件。宋庆龄的开放的家庭状况在当时的中国是罕见的，这使她能够在少年时代就漂洋过海，走向广阔的世界，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认识了许多新鲜事物，最重要的是受到了民主主义的洗礼。
    封建专制制度的朽败和野蛮，民众的贫困和无权，使她在痛苦中思索，由是萌生了社会变革的热望，她亟望人民摆脱“奴役”，获得“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权利。为此，她日渐坚信必须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要求更新和进步，消灭“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的罪恶统治，使得中国从“贫困不堪”变为“繁荣昌盛”。正像许多同代人一样，她从爱国走向变革。
    1913年夏，宋庆龄从美国前往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成为伟大革命家的战友和学生。年青的文学士在政治生涯开始时，即刻“接近了革命的中心”。宋庆龄的政治素质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宋氏家族与孙中山的友谊则是重要的机缘。当宋庆龄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由于父亲的评述使这位献身崇高事业的巨人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其后艰苦的斗争中，他们更结成为生死不渝的同志和伴侣。
    三
    但是，历史的行程并不因“顿挫”而停滞。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降弧已经趋于终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期正在到来。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两年后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和领导阶级迈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导致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在这革命阶段新旧交接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表现了伟大革命家的卓识、气魄和胆略。他对自己先前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使长期以来从事的斗争适应历史的潮流。他积极地迎接了新时代的到来，实现了他的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飞跃。
    孙中山热烈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1918年初就曾致电列宁，表示对他的事业“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共同战斗”。他支持五四运动，认为青年学生发起的这场斗争定会“收绝伦之效果”。当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热情的双手时，他把他们引为忠诚的战友，并与时俱进地赋予三民主义以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培训革命军队，镇压了反革命的买办武装--商团的叛乱，巩固和扩展了广东革命策源地，开创了实行北伐的大好局面。可以断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初期，孙中山已经把自己的思想与实践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表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度进步性，在新的时代建树了新的业绩，并为后来的斗争开拓了道路。在持续的战斗过程中，宋庆龄给他以积极的支持、鼓励和影响。
    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并肩走过的征程，堪称“艰难顿挫”和奋进不已的10年：先是为捍卫共和制度--主要是反袁与两次护法运动--而斗争，历尽险阻而回天乏术；然后是迎接“新世纪的曙光”，与时代的大潮俱进。年青的爱国者、民主主义者宋庆龄正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尾声中走进了革命队伍，当孙中山处于极度困难的时候选择了他和他所代表的革命事业。流亡异域，开府广州，颠沛流离，战祸频仍……正是在这艰苦备尝的日子里，孙中山成为宋庆龄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以“亲身体验”帮助宋庆龄深化对“旧中国农村悲惨生活”和其他方面的认识，为她逐步正确理解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大大有助于日后宋庆龄正确判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领导力量、主力军……等等一系列革命成败攸关的问题。他是宋庆龄正式踏上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带领她为捍卫共和制度而奋斗，使她在不断的失败与探索中经受严酷的考验和磨砺，而得以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
    但是，作为学生的宋庆龄，与她的导师孙中山的相互关系并非限于单向，他们之间的作用显然是双向的。在革命濒于低潮和孙中山处于逆境的时候，宋庆龄带着蓬勃朝气和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信念、满怀温柔和深情来到孙中山的身旁，她给孙中山的支持和慰藉，无疑成为激励他在挫折中与时俱进的动因之一。因之，对于中国革命也产生独特的影响。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这种作用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