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护法战争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已临绝境；五四运动的爆发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在中国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折关头，作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孙中山与宋庆龄，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并在新时代的曙光中看到了“大希望”，要“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他们自觉地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检验过去的理论和实践。孙中山的晚年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高峰--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由此，中国的民主革命新阶段涌起了第一个高潮。
    革命形势的迅速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队伍的分化及思想的冲突愈趋激烈。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自同盟会时期就开始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团。随着革命进程中不同阶段的更替，他的主要助手们往往有所变化。从开始追随孙中山革命直至他逝世，对他的思想与事业都能深切理解并始终支持的成员并不很多，而参与革命事业较晚的宋庆龄，无疑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她在革命的低潮中选择了孙中山和他所代表的革命事业，从此义无反顾。对于孙中山后期活动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宋庆龄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不仅由于她承担了许多实际工作，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方面相互探讨、切磋以至共同抵御来自右翼的干扰。在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换时刻，他们之间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交流和促进日益强化。宋庆龄的炽烈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执着的进取精神，对于新事物的敏感和接纳……成为她与孙中山共有的精神财富，并体现在他们与时俱进的活动中。这一切对于孙中山在新时期观念的更新和决策的形成和制订，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正是在相互扶持及砥砺中，他们应合着时代脉搏走向了更高的革命阶段。
    四
    然而，正当国民革命的风暴从南方升腾起来的时候，孙中山却因积劳成疾，非时逝世。在艰难的日子里，宋庆龄坚毅地迎向错综复杂的斗争，以政治家、革命家的身份和不妥协的战士的精神面貌，独立投身于时代的激流。
    1927年春夏之交，革命在腥风血雨中转入低潮。但是，辛亥革命的悲剧不再重演，革命只是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然后再以农村包围城市。因之，革命在退却中向着纵深发展。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旗帜，向叛徒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力图挽狂澜于既倒。而在革命失败已成定局后，她竭尽全力揭露和批判那些自称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们的叛徒嘴脸，指出他们已经背弃了孙中山的事业，走上了反动的道路。她断言“目前已经进入反动时期”，而造成这种可悲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如出一辙的小政客们”。他们倒行逆施，所依赖的是“新军国主义”。这些人根本“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推行的是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相反的政策”。她愤怒谴责叛徒们“操纵利用国民党”，打击残杀“农民、工人、共产党”，断言国民党已经走向了反面，“丧失了革命性”而“不再是革命的党”。为了同国民党右派划清界线，她表示“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她当时还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切盼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继承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她呼吁“用革命的方法改正错误”，把右派从国民党清除出去，将革命力量重新团聚起来，继续和推进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宋庆龄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把握住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精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此作为检验革命与反革命的“试剂”。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揭露和批判，大大有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认清逆转的形势以及判明革命的走向。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进行认真的学习与反思，使宋庆龄的观念不断更新，辨清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分化及变易，不再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再生，确认它已变质和崩解。从此，她把目光集注于工农大众，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她认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确定了工农阶级的地位，“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她把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的奋起，视为民主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认为“全国工农参加革命”才能使“革命具有生命力”，坚信“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宋庆龄从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出发，终于科学地确认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革命主力军。这对曾在西方民主主义的熏陶下成长的宋庆龄，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深刻转变。
    土地革命时期，宋庆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有着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并且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总目标调整斗争的步伐和策略。她在1927年9月访问苏联时于莫斯科发表声明，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的决策给予了热情的回应和坚决的支持。她高举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旗帜，把握住民生主义核心问题--土地问题与实现耕者有其田，加以丰富和阐发，号召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支持和投入土地革命。这样，宋庆龄便将孙中山作为社会经济改革纲领的民生主义--他曾经将这种经济改革称之为“社会革命”--发展成为“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的完全意义的社会革命纲领。确信中国社会革命应该是“要把中国的广大群众从外国帝国主义、从国内军阀和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革命，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中国革命刚刚进入由中国共产党独力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土地革命的初始阶段，宋庆龄便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表示深刻的理解和积极的支持，这正是宋庆龄忠实于爱国主义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必然表现。
    30年代初，宋庆龄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她已经完成了自我超越，从旧民主主义跨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范畴，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她以新的思想与风貌，迎向新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风暴。
    宋庆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活动，是她的政治生涯中“最突出的一段”。她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不畏强暴，不徇亲情。她坚决反对新军阀的统治，从不停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她尊崇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积极支持土地革命。她继承和捍卫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对歪曲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的各种伎俩予以揭露与回击，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凝聚了广泛的进步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她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革命斗争，争取国际友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同时，她也积极投身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至于妇女运动和少年儿童的保育、教育事业，始终为她所关注。在此期间，她备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中伤和打击，身心遭到摧残，甚至生命危殆。来自革命队伍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态度，更使她感到痛楚和困惑。然而，“在风雨飘摇的30年代，她艰苦奋斗，如千丈巨岩，顶着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和媚外政策，使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的大地。当中国面临沦为日本殖民地厄运的时候，宋庆龄认为实现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标志就是“要抵抗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阀”。民族危机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促使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抉择：“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在促成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民族解放战争过程中坚持团结、进步和抗战，反对分裂、倒退和妥协等方面，完成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抗战的全过程中，宋庆龄不断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进行阐发，使其成为促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之一，起到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重要作用。同时，她在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从事的斗争中，总是密切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目标，为促其早日实现而奋斗。她更以自己在海内外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广泛地宣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实绩，并阐明它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努力在中国和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之间架设相互支持的桥梁，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积极争取各国和各方面的援助，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不朽的贡献，不愧为英勇的民族斗士和伟大的国际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