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但是，要是父权主义强调的仅仅只是下对上的服从的话，它就很难在16、17世纪的英国产生那样深刻的影响。事实上，父权主义除了下对上的服从之外，还包含着上对下的爱。用中国儒家的话说，这就是“尊尊”与“亲亲”的关系。作为一个正常的父亲，“尊尊”与“亲亲”是缺一不可的。但在西方历史上由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父权主义者大多只是单方面地强调“尊尊”，尤其是新教的“原罪论”使父亲对子女的权威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16]（p339）但是，尽管英国是一个新教国家，深受路德尤其是加尔文神学的影响，英国早期存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传统冲淡了新教神学中过分阴暗的成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注重家庭关系中的亲情，对妇女、儿童不带偏见。他们认为夫妻是爱的伴侣，两者不应只是人体的结合，更应是心灵的结合。[25]（p32）他们是从这样的家庭观去想像国家的。被时人誉为“人文主义王子”的伊拉斯谟在《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一书中提出，君主应该用“一个良好的家长”所采用的同样准则来进行国家的“管理”，一个要求得到基督教君主称号的国王，应该成为一个“公正的、人道的、高尚的”人主。同马基雅维里的观点相反，伊拉斯谟主张君主应以自己的品德激发臣民的热爱之情，并在人民的拥戴之下实行统治。[26]（p28-34）伊拉斯谟的学说对亨利八世及其宫廷产生了重要影响。J.K.麦康尼卡认为，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不过是实现伊拉斯谟主义。[27]（p199）做一个人文主义倡导的“基督教君主”是亨利八世及其后继者的共同理想。人文主义的影响在詹姆士一世身上依然存在。他在1598年写道：“根据自然法，国王一经加冕就成为他所有臣民的自然父亲了。作父亲的必须承担养育、教育和以德管束子女的责任，国王对所有臣民更应如此。……作父亲的最大快乐应在于为子女谋求福利，为他们的幸福欢欣，为他们的不幸悲伤、痛惜，为他们的安全赴险，为他们的歇息劳作，为他们的安睡守夜。一句话，作父亲的要想到他尘世间的幸福和生命植根在和流淌在子女而不是他自己身上；一个好的国王应以同样的感情想到自己的臣民。”[28]（p135）詹姆士一世还告诫亨利王子：“作为一个生而为王者，你注定要承担责任而不是享受荣耀：不是在地位和荣耀方面，而是在忠实地履行上帝赋予你的重要职责时日夜操劳，忍受巨大痛苦方面超出你所有的臣民。”[13]（p33）
    父亲对子女的支配权是自然的，父亲对子女的爱也是自然的。一个虐待子女的父亲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按照当时人的观点，违背人的本性也就是违背上帝的意愿。以往的历史学家常常引用詹姆士一世1610年在议会演说中的一段话作为他是“一个绝对君主专制主义者”的明证。詹姆士一世说：“的确可以把国王称作神，因为他对人世行使某种神权或类似的权力……上帝可以随意创造或毁灭、制造或销毁一切；可以赋予生命或宣判死刑，审判一切而不受任何审判；可以凭一时兴趣使低赋者高贵，使高贵者低贱……国王拥有类似的权力。”然而接下来他又对这种绝对权力的使用作了种种限制：“因为虽然上帝既有创造或保护的权力，又有毁灭的权力，但他若将这种权力用于毁灭自然，改变整个事物的结构，这与上帝智慧是不相符的……同样，要是一个父亲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剥夺其子女的继承权和葬送他们，这样的父亲是愚不可及的。”[21]（p181-183）由此可见，詹姆士一世在引用神学语言为自己的绝对权力辩护的同时，又从经验或常识的角度对这种权力的运用施加了限制。事实上，詹姆士一世远不是一个绝对主义君主。终其一生，他主要是依靠道德的力量，并利用普通法保留给君主的、未经明确规定的权力，尤其是王室特权（The Royal Prerogative）来加强自己的统治；他并未刻意将自己放到高于法律的位置。
    都铎、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不仅以“仁慈的父亲”想像自己，而且还力图按照这种想像去身体力行。在16、17世纪欧洲的君主中，他们的勤勉和对臣民的负责精神是十分突出的。1560-1660年是欧洲历史上经济局势严重恶化的时期，历史学家称之为“17世纪的危机”。由于人口压力加大，失业人口增加，瘟疫频繁发生，1586-1587、1597-1598、1622-1623年英国接连出现饥荒，英国君主在议会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英国平稳地渡过了危机。一些从事英国和大陆欧洲灾情比较研究的历史学家宣称，英国在16、17世纪已经率先走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29]英国当时的措施或社会政策部分是以议会立法的形式颁布的，其中最著名的是1598年和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根据上述法令，每个教区任命2-4名“贫民监护人”，他们负责救济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者；给有劳动能力的贫民安置工作；安排和资助贫困家庭的孩子学徒。所有费用均来自向本教区居民征收的济贫税。但法律的实施要比颁布困难得多。英国没有职业的官僚队伍，法律和行政命令都是通过由乡绅担任的郡治安法官和教区富人贯彻落实的。他们并不欢迎《济贫法》和其它类似的社会政策，因为这将增加他们自身的负担。都铎、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采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措施和手段，包括发布敕令、派出巡回法官、动用大法官对治安法官的罢免权等才强制性地将《济贫法》贯彻下去。[30]1616年詹姆士一世还亲自到星室法庭，对即将出发到地方的巡回法官和部分在伦敦的郡治安法官作了长篇训示。除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之外，他还声色俱厉地谴责那些玩忽职守、只知以权谋私的地方官员，要求巡回法官提供信息，以便将他们“清除出去”。[21]（p204-228）
    都铎、斯图亚特王朝的社会政策更多的是以国王敕令的方式颁布的。在1586年的饥荒中国王颁布了“赈灾令”，规定灾年对谷物实行限价，并强迫大农户和粮商将囤积的粮食按公平价格出售；1577年颁布了“防疫令”，要求对疫区实行隔离，疫区居民的生活费用由邻近教区提供。“赈灾令”和“防疫令”一直沿用到17世纪60年代。都铎、斯图亚特王朝的社会政策在1631年颁布的“敕令册”（the Book of Orders）中趋于完善。该令册对处理当时英国面临的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问题都作了详细规定，其中包括济贫、惩治流浪汉、建立劳教所、管制啤酒店等。尤其重要的是，敕令要求郡治安法官在通常的季会之外分小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并对“敕令册”的落实情况逐条向枢密院写出书面报告。这使得都铎、斯图亚特王朝社会政策的贯彻落实有了制度上的保障。E.M.伦纳德等人认为，“敕令册”是查理一世（1625-1649）父权主义的“奠基石”。[31]（p1-22）
    都铎、斯图亚特王朝的父权主义并没有因为“英国革命”和“光荣革命”而完全消失。济贫制度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统治者对臣民负有道义责任的思想已渗透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之中，成为英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在对18世纪后期英国谷物骚动的研究中指出，骚动者并不是一伙没有头脑的乌合之众，他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他们正在保卫传统权利和习惯”。而这种合法性的意识来源于他们对都铎、斯图亚特王朝父权主义政策的回忆。[33]（p76-136）
    综上所述，父权主义是在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为适应秩序和稳定的需要产生的，它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君主实施社会控制提供了合法性根据。但是，同大陆欧洲的绝对主义思想有所不同，它不是以神秘的神权为基础的，而是通过家国类比，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出服从君主及其所代表的国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从而有助于君主和臣民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同马基雅维里“工具理性”式的政治不同，父权主义重视政治的道德基础，强调统治者对臣民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暴君和暴政在英国的出现。父权主义有助于在16、17世纪的英国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英国率先完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因素之一（注：早期近代英国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重视。据统计，1580年至1640年间英国共发生了40多起地方性农民骚动，但在同一时期，类似的骚动仅在法国的普罗旺斯一省就发生了400多起。资料源于作者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理查德·卡斯特的课堂讲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