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宗族的教育功能，在近代商人宗族中同样也明显削弱。过去，宗族大多通过开办义学、塾学，发挥其教育功能，这是与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相适应的。及至近代，一方面传统的义学、塾学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新式学堂越来越多，商人宗族的子弟纷纷进入各类新式学堂学习。与此同时，广大商人也充分意识到发展新式教育和学习新知识，对于兴盛实业所起的重要作用。到晚清时期许多财力比较雄厚的行业，还相继自行创办新式实业学堂，以相当优惠的条件，甚至免费为本行业的子弟提供学习机会，从而使宗族内部的教育功能更趋减弱。
    在传统宗族功能不断削弱的同时，近代商人宗族日渐显现的新功能，则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应该说，传统的宗族也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是农村从事某些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并且还有在经济上救济互助的职能，即所谓“廪其谷若干，以周族之贫者、老废疾者、幼不能生者、寡不嫁者。粜其余谷，为钱若干缗，以佐族之女长不能嫁者，鳏不能娶妻者，学无养者，丧不能葬者”（注：《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02页。）。然而，近代商人宗族的经济功能， 与上述传统宗族的经济功能却有所差异，它主要不是经济上的相互救济，而是成为发展近代工商业的重要单位之一。资本较少者，有的是由一家开办规模较小的新型商店，以本宗族的部分成员充当店员；资本雄厚者，则创办较大规模的公司，吸收更多的宗族成员参与公司的管理或是作为劳动力；还有的创设了近代工矿交通金融企业，近代著名的工商企业中，有许多即是属于家族性企业。例如在近代中国号称“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荣氏家族企业，在民族资本卷烟业中名列前茅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此外还有郭氏兄弟创办的永安百货公司等，都是中外著名的家族企业。另外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近代的新型股份公司，有许多是通过宗族吸纳股份，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得以顺利地创办并不断扩大经营规模。这些都说明，近代商人宗族新的经济功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与影响。
    综上所述，近代商人宗族的一系列发展变化，可以说都是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由旧趋新转型变迁的结果，同时又与新兴商人阶层的崛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近代商人宗族文化的传统色彩及其变化
    从有关史实可以发现，在中国近代商人宗族文化中，无论其形式还是内涵，都保留着传统宗族文化的许多内容。换言之，近代商人宗族文化与传统的宗族文化仍有不少的相通之处。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宗族文化影响之深远。
    首先从形式上看，近代商人宗族一般都继续保留着宗谱、族规、祠堂、祖墓等传统宗族的象征性标志，有的甚至还保留了一部分义（族）田。就其表面而言，宗谱、族规、祠堂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却是维系一个宗族存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也是宗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所以，对于一般宗族抑或商人宗族文化来说，这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近代早期，有些商人宗族因为历代不少成员外出经商，原有宗谱、宗祠的延续与保存缺乏保障，加之年代久远，或因其他变故，难免被破坏，于是又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在家乡或是经商之地重修宗谱和宗祠。例如徽州胡氏宗族（即胡适家族）是一个商贾世家，从胡适父亲胡铁花的年谱中得知， 在太平天国战事之后， 胡氏家族居于家乡上庄者约800余人，外出经商者多达400余人。该族的宗祠被毁之后，以胡铁花为首在外经商的族人十分关注其重建事宜。经过多年筹措，终于在1876年重新修建了规模更大的宗祠。此后胡铁花等人又为胡氏宗谱的编纂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注：参见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2页。）。由此可见，近代的商人宗族对于宗祠和宗谱仍然非常重视。
    其次从内涵上看，近代商人宗族文化中的不少内容，也与传统宗族文化有相通的地方。例如，近代商人宗族也与传统的宗族一样，经常灌输尊祖、敬宗、收族的思想，并以此作为维系本宗族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尊祖、敬宗的过程中，近代商人宗族也沿袭了传统宗族的一系列制度化的措施，显得毕恭毕敬，非常庄严肃穆。这一方面是为了使所有族人都能牢固地具备尊敬祖先、归宗认同的品行，“不致迷所出而忘祖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培养本宗族后代不断进取和光宗耀祖的思想，其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使宗族具有稳定性和向心力，达到凝聚性的收族效果，以便积聚全宗族的力量在商业竞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功。因此，近代一些比较著名的商人宗族，在这方面大都也比较重视。
    又如近代商人宗族也保留了一部分传统的宗法思想，强调长幼有序，等级次第不可逾越。众所周知，封建宗法等级制，是中国传统宗族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所谓“家之有长，犹国之有官。敢有詈骂尊长，越礼犯分者，通族权其轻重，公同处置”（注：《陈氏宗谱》第1卷， 转引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2册，第15页。）， 实际上就是要求绝对服从祖宗父辈。这种宗法等级思想影响所及，近代的绝大部分商人宗族也不例外。同时，封建宗法等级制的影响，在商人宗族中还延伸到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等级关系，以使雇员对雇主绝对服从。
    此外，近代的商人宗族，特别是近代早期商人宗族，与传统宗族相类似的另一个文化现象，是对入仕为官的向往与追求，或者是希望取得各种功名职衔，跻身于所谓的绅商之列。对于入仕为官，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宗族无不视为光宗耀祖的最重要之举；能够入仕为官者，在宗族中的威望与地位也顿时大为改观。近代早期的许多商人宗族，在这方面仍然称得上是孜孜以求。其与封建社会中传统宗族的不同之处，只是在方法上略有差异。如果说在封建社会中晚期，传统的宗族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入仕为官的机会，那么，近代的商人宗族除通过这一途径之外，更多的是采取捐纳报效的方式，获得各种功名虚衔。在清代，由于朝廷上下财政亏空越来越严重，遂以卖官鬻爵的手段加以弥补，由此为商人打开了新的获取功名职衔的方便之门。大量的事实表明，晚清时期商人宗族中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以这种方式取得了不同等级的功名职衔。到20世纪初的清末，清廷为振兴工商，发展实业，还接连颁行了若干以功名职衔奖励华商的章程，而且包括向经营实业卓有成效的商人赏以顶戴，奖给爵位，这也为商人取得功名职衔开辟了新的途径。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的商人宗族之所以仍然热衷于求取功名职衔，一方面是为了光宗耀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进而为本宗族从事商业活动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尽管晚清时期商人宗族通过新的方式所获得的大多是虚衔，但同样也能够在上述多方面为本宗族带来各种好处。正因为如此，绝大部分商人宗族才不惜破财捐纳报效。
    如前所述，近代商人宗族文化与传统宗族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是也要看到，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变迁影响之下，近代商人宗族文化同时也具有了不少新的时代内容，与传统的宗族文化相比又表现出某些差异。特别是到近代后期即20世纪以后，这种差异越来越明显。
    例如对入仕为官的追求与向往，在20世纪以后的商人宗族文化中即显得日益淡薄。这固然是由于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断绝了民间下层人士通过科举步入宦海的途径，再加上清朝灭亡民国建立之后，捐纳报效与卖官鬻爵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遏制，也使一般人很难再以金钱获取官职，但近代商人宗族文化的这一重要变化，更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为了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便在愈趋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胜，民国时期越来越多的商人宗族不再热衷于追求功名虚衔，而是将自己的子弟源源不断地送往欧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系统地掌握专业科学知识，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经验。在近代中国被誉为“火柴大王”的刘鸿生，即曾先后让他的11个子女赴英、美、日等国留学，其中4人留学英国，4人留学美国，3 人留学日本（注：《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3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98 页。）。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商人宗族中是比较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