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总商会与罢市风潮
    6月3日，北京政府出动军警大批逮捕北京爱国学生，激起各界人士的更大愤怒。于是，“三罢”风潮在各地相继勃然兴起，其中罢市风潮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在大规模的罢市风潮中，上海总商会、县商会再次反映出无所作为并与广大商人背道而驰的不协调态度。当上海学联会代表到总商会、县商会请求通告商界与学界采取一致行动时，商会的领导人却表示：“商界以营业为根本。沪上为通商大埠，若果罢市，恐地方秩序，有不安之势。而况一般苦力经纪之人，将何以谋衣食。事须谋相当者可行，以免与地方治安有碍。若一味迫切，恐无人担此重任。”（注：《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37页。）显而易见，商会领导人害怕承担罢市责任。
    爱国学生见商会拒不出面，遂号召各商家铺户“一律闭门罢市”。与商会领导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广大商人积极予以响应。5日晨， “南市大小店家，均未启门。九时许，法租界商店亦即罢市。公共租界于十时许，亦一律闭门。南京路永安、先施两公司初犹豫，嗣见闭门者，亦即闭市。至十二时，华、租各界大小商店，已无一开门者”（注：《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39页。）。于是，罢市风潮很快席卷整个上海。尽管总商会和县商会均未曾出面部署，但商人的罢市行动却基本上达到了一致，这是上海商人政治自觉性增强的集中体现。一些店铺还在门前张贴白纸，上书“罢市请命，商学一致，挽救学生，罢市救国”。军警曾“挨户勒令开市，其势汹汹，令人生怖”，但商人均“以买卖各有自由权答之，警察无如之何”（注：《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40页。）。法租界由总领事布告，劝界内商店开市；公共租界工部局派西捕在南京路一带强令开市，也遭商人拒绝。
    罢市风潮开始后，上海总商会见已无法阻止，又担心进一步导致过激行动，急忙发布紧急告示：“此次商界罢市，虽激于义愤，而一切举动，务求文明，勿酿意外。”上海县商会也呼吁“务请各业保守秩序，勿生意外为至要”（注：《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275页。）。 同时，总商会还曾致电北京政府说：“学生罢课救国，不蒙体谅，激成罢市风潮，危险万状。……倘不急平风潮，恐各处影响，大局不可收拾，不胜火急待命之至。”（注：《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272页。 ）一味担心发生过激行动，而对商人罢市斗争的爱国救亡性质却避而不谈，这实际上仍然反映出五四运动中上海商会领导人与广大商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阂。
    另一方面，对罢市斗争未起任何推动作用的上海总商会和县商会，对劝谕商家开市却异常热心，这同样与广大商人的愿望与行动不协调。6月7日，淞沪护军使、上海县知事等在县商会召集商学界代表举行会议，“劝导即日开市，从速上课”，并声称罢市系危险之举，“设竟酿成意外，不但不能福国，尚且祸国”。会上虽有人提出必须达到目的，才能复课和开市，但代表总商会出席会议的虞洽卿却表示：“吾商人极应体谅官厅诚意，切劝各店铺即日开市营业”；县商会的苏本炎在发言中则反复强调“罢市三日，金融因之停滞，人心为之恐慌，危险已甚。若再相持，谁能保地方不糜烂”（注：《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132-133页。）。最后，议决由官厅与商会共同出面，劝导商家立即开市。
    但是，官府与商会上层人物达成的劝导开市协议，却遭到学生代表与多数商人的反对。当日午后四时，总商会召开会董会议，“本拟举会董数员同诣南京路一带，挨户向各大户慰劝，提倡开市。正在磋商，忽有人将该会所议事，大为反对，故向商号劝谕一事，即行打消，惟将通告发分矣”（注：《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134页。）。 各界联合会举行会议之际，获悉商会与官厅接洽的结果，商界代表坚决表示：“吾辈牺牲光阴金钱，纯系自良心救国之主张，自动而非他动。罢课罢市不受人劝告，开市上课，只须目的达到。”学界代表也高呼反对开市，并一致议决向总商会会董声明：“决不可受官厅逼诱，任其假名列入传单等事，如有……图破大局，以谋自己将来升官发财地步者，吾人誓当以对待卖国贼之方法对待之。”（注：《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134 -135页。）
    面对爱国学生与商人的一再反对，上海总商会仍于6月9日发出通告，要求各商店开市。通告先是危言耸听地说什么罢市造成“金融停滞，工界休业，长此以往，危险不可思议”；接着又说“商会有维持之责，不得不通告劝导”，并限“各商店及工界，于本月旧历十三日，先行开市，照常工作”。总商会的这一通告激起工商各界人士更为强烈的不满，宁波、广东、山东等省旅沪商帮收集了一部分总商会的通告，逐条加以批驳，特别是针对通告中所谓“商会有维持之责”的说法，批驳曰：“从前你在哪里，罢市时你在哪里，今日谁要你维持”，并直指总商会的“通告劝导”是“媚外洋奴劝导”（注：《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 137-138页。）。更多的商人则对总商会的通告置之不理， 依然坚持罢市，直至北京政府正式宣布罢免曹、章、陆三人。结果，素来拥有登高一呼、众商皆应之威望的上海总商会，在五四运动的罢市风潮中，声誉更进一步急剧衰落，已完全失去在商界中的影响。
    如果再与有些商会在罢市斗争中的积极影响相比较，则更使上海总商会的表现相形见绌。例如天津总商会受各界人士的推动，于6月9日接连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罢市，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向商界发出罢市布告：“决定自明日起罢市，望各商号一律办理，以待政府解决。”（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23页。）不仅如此，天津总商会还不顾官府的压制，在宣布罢市之后理直气壮地致电北京政府：“中央不惩罚卖国贼，不保护爱国学生，视民气如草芥，甘愿违反民意，惟有以罢市为最后要求。”（注：天津历史档案馆等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页。）可以说， 五四运动中天津商人的罢市，是在天津总商会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11日，在传闻曹、章、陆三人被免职消息后，天津总商会曾发布开市布告。但各界人士认为政府未明令惩办国贼和释放被捕学生，不应开市。天津总商会又于12日发出第二次罢市布告，号召“各商号自今日起仍行继续罢市”。“各商家鉴于学界爱国之热诚，商会最后之决心，遂各激起爱国救亡之观念，复为二次之休业，其一种坚决之气象较比第一次尤为整齐。”（注：《益世报》（天津）1919年6月13日。）不难发现， 天津总商会所发挥的这种积极作用与影响，完全是上海总商会所望尘莫及的，同时也是对被誉为“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