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严复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加以赞扬：
    自其自由平等以观之，则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16〕
    照严复看来，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人们得以有广泛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上下相通，君民平等，则国无有不强盛之理；相反地，中国社会长期实行落后的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人民如若对待奴虏，人们自然不会自觉地去爱国家、爱君主，这样的国家又怎能不日益贫弱衰微呢？严复由此得出结论：晚清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征服下屡遭败绩，就在于人民在各自国家中的地位不同。西方国家的人民，在战争中因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人人会为国奋勇争先；中国人则是奴隶，为其君一人而斗，自然就不会去拼死相争。因而，缺乏平等自由的封建中国被实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所战败，则是必然的结果。严复关于这一方面的总结，虽然不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陷入贫困落后、民族危亡严重局面的主要原因--譬如他观察不到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无法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等。但是，通过以上对中西两方面的君臣关系、国民地位等相关政治制度的重大差异所造成后果的比较，却也深入浅出、明晰快捷地道出了中国贫弱落后、西方富强先进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开化人们的头脑、教育大批国人的作用。同时，从他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对自由、平等、民主法则的热切探求和积极宣传来看，则充分表现出严复作为那一时代的“先进的中国人”的一个代表〔17〕，所具有的鲜明、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再有，从严复的政治主张中，我们也看到了此时在中国诞生不久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要求摆脱封建专制统治，摆脱各种封建枷锁的桎梏，取得平等权利，在中国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
    二
    严复高于同时代人的方面，还在于他不仅主张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而且还倡导应该进一步学习它们的科学文化、学术理论、哲学伦理以及经济思想。严复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同西方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明显差距，将其中的道理论述得颇为透彻。
    首先，严复认为，“无用”、“无实”〔18〕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是束缚人们思想，禁锢人们智慧，危害社会进步的害人之学，中国要适应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发展，必须即刻抛弃这种陈腐落后的“旧学”，推行新兴先进的“西学”。他将中国传统的学问与西方国家的学问之间的一个根本不同点作出如下对比：
    夫西洋之于学……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19〕
    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20〕
    严复由此认为，在中国，要抛弃“旧学”这种误国害人、学而无用的东西，就必须大力提倡西学。严复这样论述在中国兴新学的道路：“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徵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21〕在这里，严复将“格致”即自然科学看得尤为重要，认为“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22〕严复的这种认识，反映了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发展近代工业生产中对自然科学知识与技术的需要，它也是中国人民在文化思想上，从古书成训的传统名教下解放出来，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一条正确道路。应该说，严复在这里所表现出的根据客观事实寻求真理的严肃态度和敢于向封建传统观念和封建统治挑战的积极反抗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
    经济发展好坏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发展大计，严复对此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认为“计学”（即经济学）理财事关国势之治安，民风之肆好及一身一家之事蓄教养，并引证《汉书·食货志》中刘歆的话来肯定“理财正辞，为礼家一大事”〔23〕。然而，对比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政策、农工业发展、商业贸易等方面的明显不同与重大差距，严复则表示出极大的忧虑。他赞赏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专门翻译了西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名著《原富》，将西方经济思想介绍到中国，并为该书写了300多条案语， 以推广传播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对清政府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压制和摧残，导致我国出现工业受困、商业疲软的经济落后局面，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他揭示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状况说：
    农工商三业之困，求之中国，几于无地无之。地之不辟，不必西北，虽吴楚财富之区，往往而是。二十余口所出，大抵生货，则工业几于无有，不但衰也。彼有来舟，我无去筏。即至丝茶大利，亦听他国之夺其市。〔24〕
    严复认为，中国经济陷入如此困境的症结，在于封建统治者陈腐的重本轻末、黜奢崇俭思想和国家干预经济的错误经济政策，在于由此带来的洋务派对工业、矿业、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等。他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的“自由放任”、“个人自利”观点为武器，大力宣扬在中国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积极主张“凡事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于民，而为上者特谨其无扰足矣。”〔25〕要求政府在经济上“听民自谋”〔26〕，允许民间自由办厂，自由筑路，自由贸易。
    在对外贸易上，严复对当时“中国之往外国者无熟货，外国之来中国者鲜生货”〔27〕的状况深感不安，认为这是中国落后的农业国地位在与先进的工业国进行贸易往来时的不良结果。对此，他主张在国际市场上与资本主义各国展开竞争，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以“祛他族之垄断，开无穷之利源”〔28〕，并认为这是补救经贸上我国不利局面的重要途径：
    窃谓补救之施，在农工难而在商易。国家于东西各国既遣使臣各居其国矣，及其闲暇，访求其国所可销售之华货，数年之后，自置轮舟，运销各国。〔29〕
    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民富国强，严复还大声疾呼，一定要停止旧的赋税制度，改变与外国的协定关税制度，认为它们都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肆意剥夺和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严重障碍。他对当时中国的赋税制度和关税问题给予了严厉的揭露与批判：
    厘金者，天下之弊政也！〔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