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于新文化运动历史进程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思想内涵的研究以及新文化运动历史影响的研究，但较少对新文化运动历史缘由作出全面的解说。在笔者看来，不对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缘由进行研究，就很难剖析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内涵及其所达到的高度，当然也就难以作出科学的评价。而要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缘由（历史必然性）进行探讨，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民国初年政治和文化的分析，而应该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角、运用历史联系的方法来进行。鉴于这样的思考，本文试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角，就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对新文化运动兴起所需要的“领导力量”、“思想资源”、“政治条件”、“受众群体”等几个层面的影响，进行历史的审视与逻辑的梳理，希望能为理解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提供新的认知，从而推进学术界对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深化。
    一、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培养了领导力量
    研究新文化运动的起源，自然要研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是如何产生的，因为没有领导力量，则自然不可能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产生的问题入手，可以窥见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在培植新文化运动精英方面所产生的特殊作用，从而为我们认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一个重要线索。
    研究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产生问题，自然可以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去进行全面的探索。这里，笔者只想从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共有“属性”--留学生身份上进行分析。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领导者是陈独秀，其他人物如李大钊、高一涵、胡适等也是逐步加入而成为重要的领导人物的。《青年杂志》（第二卷第1号时改名为《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为主编，到第六卷时实行轮流主编制。该卷各期的主编是：第1期为陈独秀，第2期为钱玄同，第3期为高一涵，第4期为胡适，第5期为李大钊，第6期为沈尹默。如果我们说新文化运动有一个领导群体的话，那么这6期的主编自然应该包括在内。所谓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则这6人是名副其实的领导者。这6期主编的成长经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6人皆是留学生出身。见下表：
    6期主编皆为留学生（主要是留日学生），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培养了领导力量。因此，分析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缘由，自然要注意到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的留日运动密切相关。上表中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除胡适为留美学生外，其他均为留日学生。这是与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兴起的留日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留日运动的开展，又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不可分割的。中国于1896年首次向日本派遣13名留学生，开官方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之先河，到1903年开始出现了留学日本的高潮。当时的情形是：“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1]（P37）据有的学者统计，清末留日学生人数是：1896年，13人；1898年，61人；1901年，274人；1902年，608人；1903年，1300人；1904年，2400人；1905年，8000人；1906年，12000人；1907年，10000人；1909年，3000人；1912年，1400人[2]。关于民国初年留日学生人数，周棉先生作了详细的统计：1914年，3796人；1915年，3111人；1916年，2790人；1917年，2891人；1918年，3724人[3]（P592）。清末民初留学日本高潮的出现有多种因素，而从整体的和宏观的视角来分析，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关于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缘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得非常清楚：“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4]（P975）。中国人主动走出国门向曾是自己的“学生”日本求取富强之道，应该说是根源于中国人社会现代化意识的提高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清末民初的20年中，留学日本的高潮是在1905年、1906年、1907年这三年，分别达到8000人、12000人、10000人。这也说明，留学日本高潮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累积的结果。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陈独秀、钱玄问、沈尹默是清末的留日学生，而李大钊、高一涵则是民国初年的留日学生，他们都是在清末民初的留日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就此而言，没有清末民初的留学运动，就没有以陈独秀为领袖的新文化运动领导群体。
    新文化运动与留日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与清末的留美高潮也有关联。胡适是清末的留美学生，在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中有重要的地位，因而胡适的留美学生身份也是不可忽视的。清未留美高潮的到来，直接原因是美国退回部分庚款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1908年5月，美由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到1937年从庚款中逐年拨发一部分，资助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留美学生的派遣，表面上看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提议而实施，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形来看，清政府主动派遣留学生的意识明显增强。当时国内对留学人才的需求并未像洋务运动开展时那样的迫切，也没有出现有如日本侵略那样的严峻形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美国的提议（用部分庚款向美国派遣留学生）采取积极的回应，本身就说明清廷对留学问题的认识具有一定的自觉。作为第二批的庚款留美学生，胡适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这样认为：“美国决定退还赔款之后，中国政府乃自动提出利用此退回的款项，作为派遣留美学生的学杂费。”[5]（P201）清政府对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其本身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表征。胡适正是在晚清留美高潮中成长起来的，他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中有积极的表现。
    新文化运动是由具有留学经历的领导者发动起来的，新文化运动也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重要成果。因为正是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为新文化运动培养了领导力量和骨干力量。而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产物，同时又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