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准备了思想资源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兴起并具有思想启蒙的特色，还因为其有西学的思想资源，而西学资源又与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关联。近代中国的中外文化交流经历了一个从物质技术层面到政治制度层面的过程；而伴随着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过程，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也引进到中国，并且强烈地冲击着“华夏中心”论，以传统儒学为资源的中国思想界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革。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其本身就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正是在中外文化交流基础上的提升，并且拥有强大的理论武器--进化论。因此，讨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缘由，则需要考虑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传输到中国的进化论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给中国带来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进化论。严复最先在中国系统地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使进化论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至此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系统的学术思想被全面地引进到中国。《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此书是赫胥黎1893年在伦敦大学的演讲，主要内容是关于演化中宇宙过程的自然力量与伦理过程中人为力量互相制约的问题，这是一部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著作。严复虽然只翻译了《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半部分，但他在翻译中加了大量的案语进行解释和说明，这就不仅为中国学术界了解达尔文进化论提供了入门的知识，而且为中国读者的理解提供了便利。《天演论》自1898年出版后，在10多年间发行了30多个不同的版本，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影响了中国的几代学人。需要说明的是，严复作为留学生的代表，其译书本身颇具有象征意义。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此前传教士翻译的大都是科学技艺类的书籍，宣传的是有关“器”方面的知识，并不从根本上影响和动摇传统儒家文化所关注的“道”；而严复翻译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来说是引进一个新的“道”，这无疑是对传统的思想学术文化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并且象征着传统的儒家文化之“道”出现了资源上的短缺以及其在社会上逐步失去一统思想学术的地位。因为，如果传统的儒学资源足够利用，就没有必要来翻译与引进西方的“道”了；同样，儒家文化如果还能保持绝对的统治地位，也就没有可能让西方的社会科学引进来并在思想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从中国近代的文化交流和思想学术演进的过程来看，正是通过严复的翻译介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被系统地引进到中国，从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武器。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所以能够使用进化论这一理论武器，就在于进化论在近代中国十分有吸引力，这又是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所达到的水平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密切相联的。因为，既然进化论被引进到中国，则就必须将以进化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的价值观诸如自由、民主、人权、科学等进一步地全面引进，使中外文化的交流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和新的境界。新文化运动不仅是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发生，并且将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看，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的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着历史和逻辑的联系，不仅有近代中国中外文化交流业已形成的基础条件，而且其本身也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有着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三、民国初年的政治现状有新文化运动兴起所需要的政治条件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思想启蒙运动，自然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条件。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这一政治条件，即使有新文化运动的现实需要，也有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力量和思想武器，仍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民国建立以后，新的政治体制及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创造了条件，政治上也有一个相对和缓的空间。尽管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对报章杂志采取限制措施，但袁世凯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和对思想文化的钳制有一个过程。而且，《青年杂志》诞生地上海其思想言论自由的程度也非一般的内地可比。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进行思想文化启蒙，在当时是要有一定的政治条件的。
    自然，对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政治条件的分析也应该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有直接的关系。陈独秀领导思想启蒙运动，是适应民国初年社会变革尤其是思想文化变革的要求，并且符合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逻辑的。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有重要的说明。在梁启超看来，近代中国的进步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有洋务运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于是有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于是有新文化运动。梁启超指出，民国初年以来“所希望的都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6]（P44-45）。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分期是否准确是一回事，但他肯定近代中国以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发展的线索，这是很有见识的。
    就民国建立以后的形势来看，封建复古思想泛滥，也确实需要一个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当时就看到，民国建立以后，封建帝王思想仍然存在国民头脑中，“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7]（P295）。高一涵也看到，“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尤为显见的事实是：“入民国以来，总统行为，几无一处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总统亦祀天；皇帝尊孔，总统亦尊孔；皇帝出来地下敷黄土，总统出来地下也敷黄土；皇帝正心，总统功；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统也想‘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结历史的教训，高一涵认为这是由于民国在建立的过程中，只进行“制度革命”而“思想不革命的铁证”[8]。可以说，民国初年的社会需求尤其是对思想启蒙运动的需求，将一批具有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推到思想战线的前沿，从而使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具有了历史性的机遇。
    新文化运动是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表面上看是远离现实的政治，其实是从思想文化的层面来关怀政治的，因而是辛亥革命时期民主共和思想传播的继续和提升。这一运动的本身是以民国所确立的政治目标为前提，以思想文化运动的形式来巩固和继承民国的政治传统，自然离不开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所确立的政治秩序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