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留日学生立即投身其中。在国内，有1918年罢学归国以及新近回国的留日学生的直接战斗；在日本，则有众多中国留学生的遥相呼应，极力声援，而且发生了继上年之后的又一次归国反日运动。其大致表现如下：
    一是在日本的遥相呼应。东京和巴黎是五四运动在国外斗争的两个主要战场。当“五四”风暴发生后，“身居仇国”的中国留日学生更是“闻风响应”，遥为声援。
    无独有偶，就在北京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中国留日学生也不约而同地在东京集会。同日，留日学生总会致电北京政府徐世昌总统，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卖国，同胞恨极，请处死刑，以谢同胞”（注：1919年5月20日《大公报》（长沙）。）。 这与同日北京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内除国贼”口号何其相似乃尔15月6 日日本开始报道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后，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激愤，纷纷罢课集会。中国留日学生监督江庸因而致电北京政府，因不能阻止留日学生在中国使馆集会而提出“引咎辞职”（注：1919年5月20日《大公报》（长沙）。）。
    5月7日，中国留日学生3000多人在东京集会，在彭湃等人的领导下纪念国耻，讨论山东问题，前往各国使馆递交外交问题意见书，并揭出上书“打倒军国主义”、“直接收回青岛”等语的白布大旗，列队游行，遭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同日，大阪中国留学生也召开了国耻纪念会。（注：1919年5月20日《大公报》（长沙）。）
    1919年东京“五四”集会与北京“五四”游行不谋而合；而东京“五七”事件则与北京“五四”示威规模相当（均在3000多人），并被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实藤惠秀称为“东京的五四运动”（注：实藤惠秀：《留日学生的两大贡献》，见《中日文化交流》（1），17页，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东京的五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国内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五四”前夕，留日学生已“多有返国者”（注：《五四爱国运动资料》，257页，科学出版社，1959。），“五四”以后， 又有留日学生愤而罢学归国之举。他们还选派代表回国力争，东京中国留学生特派代表廖方新、王俊分赴北京、上海。黄齐生、王若飞、彭湃、凌炳、陈望道等都毅然罢学归国，直接声援国内的反帝爱国斗争。多数未归国的留日学生，则在日本坚持爱国斗争，与国内五四反帝爱国运动遥相呼应。除函电呼吁外，他们还积极为国内报刊撰文投稿，宣传爱国。此时留日学生郭沫若、李达等对五四运动的声援颇有影响。
    二是在国内的直接参与。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因外交问题归国的留日学生以及此前归国的留日学生，大都直接参加了这场伟大的爱国政治运动，其中有的还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在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归国留日学生更是积极参加。其中黄日葵乃是发动五四运动的得力干将，“五四”当天，他带头游行后，与许德珩一起被选为北京学生代表，南下津、宁、沪等各大城市，进行联络和发动工作。回国声援的留日学生代表在北京顺治门外烂缦胡同湖南会馆设办事处。12日，留日学生代表在北京上书请愿。14日，留日学生代表陈定远等晋见总理钱能训，要求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主权据理力争。（注：1919年5月15日《晨报》。）21日， 留日学生代表上书北京政府总统、总理，力争中国主权，并要求严惩卖国贼。（注：1919年5月 21日《晨报》。）留日学生还上书总统徐世昌，提出拒签和约、惩治卖国贼等四项要求。（注：《五四爱国运动资料》，202～203 页， 科学出版社，1959。）归国留日学生曾琦还参与策划了北京6月3日罢市活动（注：四川《隆昌县志》，740页，巴蜀书社，1995。）
    “六三”以后，归国留日学生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开展了更为激烈的爱国斗争。直到6月27日，即巴黎和会签字前夕， 留日学生代表同北京学生代表等共400 余人还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进行“山东问题之最后请愿”。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被迫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至此， 五四运动告一段落。显而易见，归国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从“五四”游行开始到6月28日，都一直在坚持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早年归国的留日学生，由于他们在留学日本时曾深受日本侵略行为的直接刺激而富有民族主义意识，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曾几度留学日本并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和早年留日并曾多次领导学生斗争的李大钊（1913年～1916年留日），都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归国留日学生周恩来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早年留日归国的邵飘萍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因揭露曹、章、陆的卖国罪行，被迫再次流亡日本。归国留日学生还在上海直接促成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建立。黄日葵还被选为全国学联日刊的编委。全国学联是五四运动的重大成果之一，它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
    就地区而言，归国留日学生除在北京、上海、天津外，还在武汉、吉林、广东、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总之，自始至终，留日学生在日本和国内都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乃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曾经指出：谈到五四运动不能不谈到留日学生（注：李璜：《回忆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8年1月～6月），850页，台湾，1979。）。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留日学生发动和促成了五四爱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