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留日学生与五四爱国运动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留日学生自始至终都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的预演、酝酿发生、发展直到结束），或直接参加于国内，或遥相呼应于国外，进行了一系列惊心动魄、卓有成效的反帝爱国斗争。其爱国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整个五四运动时期，在中国留学生中，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之强烈、斗争精神之英勇，远胜于留美学生；其爱国力量之强大，也超过了留欧学生。数千留日学生（含已归国者）走在了五四爱国斗争的最前列：他们冲锋陷阵，英勇奋战。其所以如此，并非偶然。这是由广大留日学生的自身素质、历史传统和所面临的社会现实等各种因素促成的。他们投身五四运动，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首先，留日学生具有反帝爱国传统，许多人赴日留学之时即怀救国之志，投身于五四运动是反帝爱国传统的发扬。五四运动以前，留日学生就曾有过多次归国反帝的斗争历史。这些斗争对以后留日学生的爱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时期的留日学生多数人本身即抱着留学救国之志而东渡日本的，如李达、彭湃、周恩来、王若飞、黄日葵等等都是这样。而且，“留日学生关心中国政治和中国前途”，是其一大特点。（注：参见张海鹏《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6）。）正因为如此，在民族危难之时， 留日学生们必然挺身而出。这是留日学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根本原因。
    其次，留日学生“身居仇国”，备受外侮，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切肤之痛”、格外之恨。如1918年5月， 留日学生曾琦致函国内友人道：“日本处心积虑，要亡中国；中国此时，外患尚重于内忧，我辈必须唤起国人注意日本的侵华情形”（注：李璜：《回忆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8年1月～6月），850页， 台湾，1979。）。1918年彭湃也曾深切地感到“生做中国人的唯一责任是救国，当头的急务是排日”（注：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倡导者彭湃》，见《彭湃研究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二十一条”刚一提出，首先起来反对的就是留日学生。留日学生从在日本的生活经验出发，了解世界大势，也得知“先进各国”正在准备吞食中国而日本尤甚、最为可怕，故他们特别“仇日”，必然极力倡导反日爱国的斗争。
    第三，在日本所受的西式教育使留日学生们具有较强的民族民主意识和反抗精神。日本明治维新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思想成为日本教育的重要内容，日本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的桥梁。这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日本又是资产阶级改革极不彻底的国家，明治维新后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仍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促使它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这使中国留日学生在同一国家里看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日本军事封建主义的矛盾表现。他们“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注：黄侯兴：《郭沫若》，22页，人民出版社，1986。）。正是在这种矛盾的教育环境里，留日学生比其他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更具有民族民主主义意识和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尤其具有浓厚的反日情绪。因此在五四运动中，留日学生的反日情绪和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他们毅然走在了反帝爱国斗争的最前列。
    第四，国民党人的支持是促使留日学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留日学生投身五四运动，与当时国内最大最先进的政党--国民党的支持极有关系。在中国留学生中，留日学生是最受国民党领袖们重视的一部分。这使留日学生在政治上、思想上乃至组织上都同国民党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自1918年5 月以来一直对留日学生的归国反帝运动予以积极支持，充当了留日学生的爱国舆论工具。巴黎和会开幕时，正是《民国日报》首先刊出了留日学生要求在和会上取消“二十一条”的通电。因此，国民党人的支持也是促使留日学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更加壮大了留日学生们反帝爱国的勇气和声势。
    总之，以上几个因素决定了广大留日学生特别具有反帝爱国精神，促成了他们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成为发动和推进五四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留日学生对五四运动，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