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在中国由来已久，相传春秋时期齐国管仲“设女闾三百”，自此中国就有了公娼制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男性一直以娼妓为消魂荡魄怡情适性的工具，留下了许多倚翠偎红怜香惜玉的诗资文料。娼妓的痛楚生涯直至明清之际才为进步人士所关注。明末文人张岱在《陶庵梦艺》、清代学者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中均以不同形式对被凌辱的娼妓深表同情。但当时中国还没有什么新的力量足以瓦解中国封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什么新型的理论武器足以摧毁封建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平之鸣只能是唏嘘的叹息而已。进入近代社会，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晚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资产阶级人权学说为思想武器，开始对娼妓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与讨伐，发出禁娼废娼的呼吁。到五四时期，废娼思想更加系统、全面而又深刻，酿成了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本文所要探讨的，是近代废娼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特色，力求从中得出某些启示。
    一、太平天国朴素的废娼思想
    近代废娼始于太平天国时期。为了防止男女混杂，破坏军风，败坏社会风气，太平天国严禁嫖娼。韦、石两王曾发布告示：“娼妓最宜禁绝也，男有男行，女有女行……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邻右擒送者有赏，知情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1]（225）为了禁娼，太平天国还规定：“凡我兄弟俱要各归各衙，不准私人过馆及在别馆寄宿等弊，违者斩。”[1]（225）正是由于太平天国法律十分严厉以至实行株连法，其结果，在其管辖区娼妓大大减小，一些地区基本绝迹。这得到当时的目击者英国人呤利的高度评价：“在太平天国所有城市中，娼妓是完全绝迹的。”[2]（241）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洪秀全等人毕竟是农民小生产者，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处于萌芽、广大农村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其一切活动仍摆脱不了传统几千年封建意识的束缚，更不太可能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因此，其废娼思想也正如其男女平等思想一样，均不具有近代资产阶级人权意义上的思想内涵。相反，它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军事色彩：
    其一，它是禁欲主义式的废娼。在洪秀全等人看来，男女两性关系是邪恶之源，只要男女之间相近一下，交谈片刻，相助一次，就有男女授受不清之嫌，就会淫荡奸邪，败坏民风，触怒天父上主皇上帝。为此，太平天国制定一些不近人性的严禁奸邪淫乱的法令，设立了分别男女的“男营女营制度”，将男女完全隔离开来，甚至达到“男与女不得交谈，母子不得并言”的地步[3]（799）。这种禁欲性观念上进行的禁娼，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二，它是“上下迥异式”的废娼。太平天国禁娼是上下有别的，这集中体现在天朝领袖的极端的纵欲与一般军民的极端的禁欲。太平天国领袖们对“天朝”男女军士严行隔离，而自己却广选女色，妃嫔成群，淫奢无度，“各伪王俱有妇女十数人，传话出入者均十余岁女童，伪侯伪丞相以下，俱有妇女数人，以外皆不准私藏妇女”[4]（377）。这种封建等级制下的禁娼恰恰说明，宗教教义上的抽象平等所掩盖的是天国首领们轻视妇女、禁锢妇女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
    其三，它是“男女有别式”的废娼。“当娼者，合家剿洗”，“私行宿娼”者如何处置却没有下文、不了了之。这与一味指责、重罚卖淫妇的男女两重性道德标准没什么两样。
    其四，它是“军事战争式”的废娼。太平天国禁娼妓，如同其禁缠足一样，其要旨是出于军事战斗需要。诚如著名太平天国史学家简又文评论：“在他们军事行动期间，凡占领一地，必定以城邑为军事根据地，几乎完全变为一座大军营，除官兵及军眷之外是不许老百姓居住，以防止宵小和间谍的混入，在这种实际情形之下，也不容许娼妓的活动。至于市郊乡间，如在交战或驻兵的情况下，兵荒马乱之中，也不容许娼妓的存在，所以就是不禁也会自禁的。”[5]（1198）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并非近代人权意义上的禁娼，它只是太平天国政权控制臣民将士、提高战斗力的一种权宜之策。浓厚的封建色彩和军事色彩，决定了其禁娼不可能是彻底的、长久的，它也不可能会给妇女带来身心解放、主体意识的觉醒。当然，太平天国的禁娼之举，对数千年来娼妓制度进行了猛烈地冲击。这种冲击，是近代废娼思想产生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