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辛亥革命时期：近代人权意义上禁娼思想的产生
    近代人权意义上的废娼思想萌生于辛亥革命时期。20世纪初，伴随西方女权思想的广泛流播和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日渐高涨，愈来愈严重的娼妓问题也开始为不少爱国志士所关注。他们在反帝反封建、提倡妇女解放的同时，发出了禁娼废娼的呼吁。《新女界杂志》《妇女时报》《女子世界》《天义报》等刊物，为受凌辱最甚的妓女鸣冤、呼救，认为妓女大抵出自寒门，不幸被人卖为娼妓，“父母得钱而鬻女，奸贩渔利而领家。于是逼其卖淫，教之婪索”，“辱骂出其前，鞭笞随其后，盐浸酒渍，痛彻心髓，炮烙囊抓，暗无天日。甚或至体无完肤，泣不成声，犹迫令强作欢颜，趋承游客”[6]（443）。娼妓制度受到了舆论的指责。韶懿的《论娼妓之有害而无一利》一文，观点更进一步。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呜呼！人道之蟊贼，社会之大蠹，孰有如娼妓者哉。”接着从政治、经济、道德、卫生、法律等五方面对“既乖天理又悖人道”的娼妓制度的社会危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揭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废除娼妓的主张，即“广兴女学”厉行法律”筹画生机”，其中后者是“祛除娼妓”的“根本立论”“唯一要务”[7]（286）。这些认识，显然比单纯的道德谴责要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天义报》派在娼妓问题的认识，比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独到之处。他们不仅把“废尽天下娼寮，去尽天下娼女”男女并重”视为“男女革命”的重要部分，还探讨了娼妓产生的社会根源。畏公在《女子劳动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上产生娼妓、妾御的原因是由于“生计”问题造成的。由于社会财富集中于资本家手中，“富者益富，妨夺平民之利，使之趋于贫，因家贫而鬻女之故，而娼妓妾御日益多，则娼妓妾御之制，谓之造因于贫民之家，不若谓其造因于富民之家也。……是则富民之心，不啻促贫民之家造设娼妓妾御养成所，以供一己逞欲之预备也”。揭示了残酷的阶级剥削是造成劳动人民贫困化、卖女为娼、卖女为妾的根本原因。由此文章进一步认为：“公产之制不行，于生计不能大加改革，而徒欲改良风俗，虽废娼废妾之论宣传于全国，而为妾为娼之贫妇女，宿娼蓄妾之富民，决非舆论及法律所能禁。”[8]（933）这些主张无疑向彻底揭示妇女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接近了一步。
    民国初年，不少女权团体或社会风俗改良团体把铲除娼妓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中华女子参政同盟会”在成立宣言中就把“公娼制度之改良”与“男女平权”“妇女政治地位之确立”并列为自己行动的政治纲领[9]（57）；“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也把“不得为狎游赌博”作为其“改良家庭习惯”、“实行男女平等”等十项条件之一[9]（75）。把废娼同女权紧密联系起来，深化了对娼妓的认识。
    从以上不难发现，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废娼禁娼的认识，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思想新颖性。与封建士大夫们，20世纪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废娼已不再完全停留在道德评论层面上，他们已开始从尊重女权、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等高度进行审视与评判。这种废娼意识和呼声已接近资产阶级人权意识上的废娼思想。这一特点，与资产阶级男女平等思想、天赋人权说等西学在中国传播息息相关。它们为晚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思娼妓制度提供了新型的思想武器，使他们有可能超越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站在新的高度对娼妓制度进行审视，从而超越前人。尤为注意的是，《天义报》派无政府主义者从对马克思主义主义妇女理论的理解出发，得出了娼妓现象是源于“生计”问题的正确结论。这些认识，令人耳目一新，颇为深刻。
    其二，思想广度和深度的有限性。就思想的广度而言，当时参与抨击娼妓制度的知识分子人数甚少，他们主要集中于遁公、何震、畏公、韶懿等几位先进知识分子身上，而且他们也没有很好利用自己的团体和自己的舆论阵地来进行宣传，其思想散见其他文章之中，除了韶懿的《论娼妓之有害而无一利》一文外，尚无专门论述娼妓问题的作品，所以，他们的呼声十分微弱，其思想影响也十分有限，更未能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潮。正如五四废娼论者王会悟所指出的，辛亥时期女界发行的出版物中，就“有几种曾略论到关于娼妓问题的话”，但这些出版物的寿命都很短，并不曾产生什么反响[10]。就理论的深度而言，除了天义报派外，大多数先进分子对废娼问题的认识尚停滞在零散、肤浅的阶段。他们虽已从人权的高度来审视废娼问题，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但他们的思想仍缺乏系统性、全面性，也没有从社会制度上探索卖淫现象存在的原因，寻找废除娼的根本途径。
    上述这些特点，展示了它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展示了这股新兴社会势力具有的朝气和活力。但这些特点又十足地反映出正在形成的中国资产阶级，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娘胎中，带出的先天性软骨病和畸形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