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四时期：禁娼思想的成熟
    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关妇女诸种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妇女解放思潮出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局面。娼妓问题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废娼的舆论遂起，并逐渐形成一种群众运动。
    五四废娼论者对娼妓问题的讨论，涉及的内容很多，诸如娼妓的历史和现状，娼妓存在与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的关系等。其中，最令人关心的是“为什么要废娼”和“怎样废娼”的问题，这也是当时宣传和讨论最多的两大主题。
    关于废娼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五四先进分子在这一方面的论述很多，其中，李大钊《废娼问题》一文很有代表性，他提出五大废娼理由：“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为保持妇女地位不可不废娼”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11]（347,348）。除了上述理由外，还有持正国体、淳正社会风俗、维护妓女自身的健康，保持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提高民族人种的质量等等作用。无疑，当时所鼓吹的废娼理由中，首要的是妇女的平等自由和人格解放。这同五四妇女解放思潮的总旋律是一致的。
    关于废娼的具体办法与根本途径。废娼论者认为，废娼“其事至困难，断难期朝夕间也”，因此，要铲除娼妓，应有“治标方法”和“治本方法”[12]（90），即要“标本兼治”。当时先进分子对“治标方法”的论述最多，其中浙江省议员惠民等所提议案和胡怀琛的《废娼问题》一文最为详细，颇有代表性。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分期取缔娼妓机构；分析娼妓来源、断绝娼妓的来源；分析嫖客的来源及原因，提出断绝嫖客嫖源的措施；大力提倡正当的娱乐，提高全民的文化教育素质；禁止淫秽书刊画报和影戏等。这些“治标方法”是属于改良性质，但在当时仍不失其进步意义。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王会悟、李三无等废娼论者还看到了娼妓最终的社会根源是私有制，明确地提出了“治本之法”：“要想铲除娼妓阶级，非先从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着手实行改造不可”[13]（352）。将铲除娼妓制度与废除私有制联系起来，其认识是深刻的，显然是他们主动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现。
    由此可见，五四时期废娼的议论，已不再简单地停留在对买卖春行为的指责和批判上，从社会制度上加深对废娼问题的认识，探索卖淫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寻找废娼的具体办法和根本途径。这种认识，适应了妇女解放的时代潮流，把握了人的近代化的内在要求，对推动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五四时期废娼思想，无疑是辛亥时期这一思想的延续与发展，但与后者相比较，却有着诸多方面的差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一，社会基础更为广泛。如果说辛亥时期呼吁废娼仅是少数几人呐喊，那么到五四时期这支队伍已经扩展到一大批知识分子群体身上。他们当中既包括名闻遐迩的鸿儒硕学，也包括一些其名不扬的进步青年。他们在《新月》《晨报》《民国日报》《益世报》《华北新报》《妇女杂志》《新妇女》《解放画报》《妇女声》《女星》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对废娼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李大钊《废娼问题》，王会悟的《中国娼妓问题》《废娼运动我见》，王无为的《文化运动与废娼运动》，李三无的《废除娼运动管见》，胡怀琛的《废娼问题》，周建人的《废娼的根本问题》，邵力子的《娼妓与亲权》等均是专门论述废娼问题的力作，它们对于开拓人们的视野，深化人们对娼妓问题的认识，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其二，政治实践性。与20世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五四先进分子没有停留在废娼的理论探讨上，还于1920年至1924年在上海、南京、苏州、广州、浙江、天津等地先后开展轰轰烈烈的废娼运动。其中，广州废娼运动的规模、影响较大。1921年9月，广东青年会发起旨在废娼的贞洁运动，并成立了领导机构“贞洁大运动会”，一时，“四方风闻响应，各县议员也纷纷提议废娼，差不多成了全省有力的舆论”[14]。次年4月1日，广东“贞洁大运动会”发动近2万群众举有了公民废娼大游行，向当局提出了废娼议案。这些活动虽因得不到支持均无实际的效果，但在扩大废娼思想影响、深化人们认识、开通社会风气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其三，思想更为深刻。如果说辛亥前后废娼思想没有做到系统、全面而深刻，那么，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应该说做到了这一点。这种深刻性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把废娼问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主题--人的解放联系起来。这对开启人们觉醒，理解废娼本质，无疑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如前所述，辛亥时期，“中华女子参政同盟会”等女权组织就把“公娼制度之改良”列入各自的政治纲领；何震等无政府主义者也将“废尽天下娼寮，去尽天下娼女”视为“男女革命”的重要部分。然而，这些思想在当时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影响甚微。就思想界的主流，废娼问题与妇女解放一样，并没有纳入到人的解放的轨道。而五四先进分子一开始就将废除娼妓上升到妇女解放、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前提之一这样一个高度。他们认为，娼妓制度的存在无异于将女子视为玩物，“大失妇女在社会上人格的尊严，启男子轻侮妇女、玩弄妇女的心”，所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第一应该把这妇女界最大的耻辱革除，不使他再留一点痕迹”[11]（347）；所以“对于娼妓，是应该行二重解放的，先解放他使他变普通女子，再解放他使变‘人’”[15]（46）。将废娼问题与妇女解放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既有说服力、号召力，同时又深化了对五四妇女问题的认识，有利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
    （2）五四废娼思想与当时改造社会的探索结合得异常紧密。五四前后的进步青年面对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新潮，他们的视野逐渐转向民众的解放与社会的改造，这就使得废除娼妓就逐渐成为改造社会的探索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诚如时人所指出的：“解放与改造，要从社会不平处做起，更要从不平中间最不平处做起，眼前劳动者和普通的女子，所受待遇，固然是不平之至；但比起操皮肉生涯的娼妓，却好得多；不讲解放与改造则已，倘讲解放与改造，我敢说第一种要解放的人，就是娼妓；第一个要改造的环境，就是娼妓的环境，再也不能有什么异议。”[16]总之，“五四”之后，废娼逐渐与改造社会的探索合流。
    （3）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使五四废娼思想跃进到一个新境界和新层次。“五四”之后，以王会悟、李三无等代表的进步人士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来分析废娼问题。他们认为，娼妓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的存在，如果不从根本上废除私有制，推翻代表这种制度的现政权，要想彻底根绝娼妓制度是不可能的。李三无、王会悟等明确指出：“社会上所以有娼妓这种阶级，完全是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下面必然的结果”，所以，“要想铲除娼妓阶级，非先从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着手实行改造不可。如果不想方法谋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只是诉诸个人的道德，拿外部的压力做绝灭娼妓阶级的唯一手段，这才是其愚不可及呢”[13]（354）。这些表明了五四时期废娼思想已经跃上了一个新的境界。
    与20世纪初年相比较，五四废除娼思想，不论其思想的广度，抑或其深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反映了人们对时代主题的新思考、新选择，以及人们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和在世界新思潮的影响下，价值取向的新确定。显然，这些对当时及其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