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处于高潮时期， 因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而引发了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对这次争论中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观点的评价，笔者既不赞同过去那种极端否定性的评价，也不同意近年来有人对此所作的完全肯定性的评价。本文拟就此问题及其影响谈些个人粗浅的认识。
    一、问题的缘起和胡适“问题与主义”观点中积极的一面
    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已彻底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已成了洋人的朝廷。而中国的先进分子探寻自强之道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相继失败，辛亥革命之最大成果的民主共和制也名存实亡。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机的困难重重的时代。加之中国传统文化又无法应对，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希望在西方找到一种能化解中国一切苦难和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就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精华的“民主”与“科学”，但他们对“民主”与“科学”又作了片面和夸大的理解，把“科学”万能化，把“民主”乌托邦化。问题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实践证明“民主”与“科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寻求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路进行反思，并开始探寻新的途径和道路，如李大钊等人。另一部分人则对根本解决之路丧失了信心，进而否定有所谓的根本解决之道，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只能靠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具体解决。胡适就是其代表人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时期，是各种外来的新思潮不断涌入而被广泛介绍和宣传的时期。其中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原则；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各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学说流派，五花八门，传播的人，也各色各样，一时间各种主义满天飞，而很多人，特别是青年人更是热衷和迷恋于偏向纸上的空谈主义。
    直接诱发胡适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原因，正是胡适在此文中所言的“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此文）。
    民生主义，本来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孙中山指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注：《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65页。）而安福部及其首领则是怎么回事呢？
    安福部系北洋皖系军阀操纵的政客集团。1918年，在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支持下，徐树铮、王揖唐等人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成立所谓“国会”。当时，就称该集团为“安福系”或“安福派”。王揖唐，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内务总长、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北方议和总代表，为安福系首领之一。
    胡适由此得出了三层教训：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
    胡适从上述三层教训中，得出了“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个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呈现出某种不满意的状态时，于是便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就是“主义”的缘起。
    胡适进一步分析了“主义”的进程和结果：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它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此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胡适还举了“过激主义”的例子进行说明。说现在中国没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于是也就有了老官僚们在酒席上恐谈“过激主义”和有人对“过激党”胡适的诧异。所以，作为抽象名词的“主义”，其本来的含义往往会被歪曲，被滥用，甚至被用来害人。
    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不去实地研究中国现时社会的实际需要，不去解决实际问题，更是没有用处的。就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而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这种偏向纸上的空谈的“主义”，是极危险的，它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接下来胡适探讨了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究其原因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则是极容易的事。胡适举例说，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的，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高谈无忌了。
    胡适认为，同那种避难就易的高谈“主义”的行为相反，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和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
    最后，胡适明确指出：“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为了不引起误会，胡适又强调指出：“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很明显，胡适写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当时已有一定普遍性的空谈“主义”的倾向，反对偏向纸上的“主义”。警告人们不要把“主义”当做教条，当做挂在嘴上的招牌，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并提醒人们把一切“主义”当做解决问题时的参考资料，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多得很，应该多研究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胡适的提醒，对纠正当时舆论界偏于脱离实际的空谈“主义”，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也正是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所表示的，“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李大钊明确表示，胡适文中所指的那种，脱离实际偏向纸上空谈“主义”的现象是存在的，并通过读胡适此文而发生觉悟，即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连李大钊都承认胡适所指的现象，在自己身上也有表现，由此可见，这种倾向在当时舆论界，并非少数人所有，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因此，胡适的上述观点在当时有它客观性、积极性的一面，即使我们现在看来，仍有它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