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胡适“问题与主义”观点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基础
    胡适之所以发表文章，主张多研究一个个具体问题，少谈一些“主义”，这和他的实验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直接相关。早在1915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就师从并追随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开始信奉实验主义哲学。胡适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337 页。）
    胡适实验主义哲学的两个重要理论是：实验主义真理论和实验主义进化论。胡适从经验、思想都是应付环境的工具这一实验主义根本观点出发，坚持“有用就是真理”的实验主义真理论。他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61页。）他把真理纯粹看成是对付环境的工具，能对付的，便是真理，不能对付的，便不是真理，否认一切真理性认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这种观点相一致，他就把一切“主义”都看成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一种纯粹应付环境的工具。
    胡适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实验主义，但也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他的名字“适之”就取自“适者生存”之意。胡适认为，实验主义是以进化论为根据的，他依据这种实验主义的进化论思想，认为宇宙、人类社会、道德、文学等等都是时刻变迁的，进化的。他说：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哪一种方法是救世良药，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170页。 ）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和发展的，而这种进化和发展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社会问题的改良与解决而实现的，世上没有什么“包医百病”的主义能够将一切社会问题“根本解决”。“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的。”（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65页。）否认有根本性的质变。“五四”运动时期，面对日益高涨的根本改造社会的呼声，胡适一再强调：“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133页。）
    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也是和他的老师杜威当时在华讲学有关。1919年4月30日杜威应胡适之邀请来华讲学， 杜威到中国时，正是“五四”运动高涨时期，杜威一再强调：“进化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是杂凑的，不是整包的”，“进化不是忽忽打天上掉下来的，是零零碎碎东一块西一块集合起来的。”（注：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见《新青年》第7卷，第1号。）通过杜威来华讲学和胡适的宣传，实验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在当时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因此，胡适提出对“问题与主义”的看法，主张一个又一个、点点滴滴地去发现，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强调少谈些抽象的“主义”，认为社会问题只能靠点点滴滴地改良，靠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去改善，很难实现所谓“根本解决”，这实际上就是实验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的一种表达。
    四、对胡适“问题与主义”观点的极端否定及其消极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当时虽有一定的影响，但从参与争论的人员和争论持续时间看，影响并不太大。然而关于这场争论的评价和认识，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当时争论的双方看，特别是就李大钊和胡适二人的文章看，他们主要是从正面论证自己的观点，相互的批评和指责并不多，是以一种善意的态度交换意见、讨论问题的。正如李大钊在文章中强调指出的，他的主要论点有的和胡适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和胡适的意见“稍相差异”，但却可以“互相发明”。这场争论虽然带有一定的阶级性，争论双方在观点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别，甚至是实质性的差别，但并非如有人所说是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
    可是从30年代开始，有人对这场争论的评价，就开始偏离其历史轨迹，带有明显“左”的倾向了。到了建国后的50年代，在对胡适及其思想的全国性的批判中，进一步将其“问题与主义”观同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直接联系起来。在批判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定势：凡是胡适提倡和主张的都是错误的、反动的，只有反其道而行之才是正确的、革命的；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研究实际问题就常常被视为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甚至反革命，只有空谈“革命”的主义、唱高调，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是革命。实践证明，这种“左”的极端化的否定和批判，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引进外来的“主义”和思想时，如何把外来的新“主义”和新思想，同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胡适首先发现并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我们下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我们在批判胡适思想时，事实上淡化了这个问题，甚至又犯了胡适所批评的这种错误。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在引进外国新“主义”的时候，如何认真研究中国的实际，如何把外国的“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确是个大问题。特别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大问题。建国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一段时期，实际上我们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革命队伍中形成了一种忽视研究实际问题，忽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和解决革命与建设中遇到的大量的实际问题，只会脱离实际地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不良倾向。事实是，什么时候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得好，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取得胜利，否则，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出现挫折，甚至失败。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对“根本解决”产生了片面的认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联合统治下的旧中国，要想彻底解决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等等具体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推翻反动政权的政治、经济统治，实现对社会制度的“根本解决”，当然就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和核心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当时其他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就毫无意义，也不意味着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解决”，建立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后，其它一切大大小小的具体问题也都随之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恰恰相反，建国后，我们所面对的是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理应全力以赴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研究和解决事关国计民生的各种具体问题。可是仍然有一些人习惯于高谈“主义”，不去切实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事无巨细，都要首先划分它们是什么“主义”，是姓“社”还是姓“资”，把大好时光都浪费在了兴无灭资，批判修正主义上。这不仅形成和助长了“左”倾思想的蔓延，而且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社会经济发展。
    总之，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之观点，在当时，既有它客观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它主观的、消极的一面；既是其实验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的表达，也是其小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体现。几十年来，对胡适及其思想，尤其是对其“问题与主义”之观点的极端化的否定和批判，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当然，现在有人又对胡适进行彻底平反，对其“问题与主义”之观点完全加以肯定，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