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适“问题与主义”观点中消极的一面
    胡适的“问题与主义”观，尽管没有“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公开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也不像有人主张的：“胡适的‘问题与主义’观，并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们从他文章中所反对的“外来进口的‘主义’”和“根本‘解决’”的观点看，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
    从鸦片战争以来，人们从西方寻求真理的努力，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而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开辟了人们对另一个世界和社会制度、另一种思想体系的探索和研究，从而使人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本主义文明从怀疑、失望直到逐步抛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成了时髦，成了人们议论和探索的中心，成了公认的新思潮。这种新思潮包罗了极其庞杂的内容，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冒牌的社会主义，如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
    在国外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影响下，国内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也多起来了。国民党中也有不少人把社会主义和古代的大同思想联系起来，如胡汉民便在《建设》第1期发表了《孟子与社会主义》一文。此外， 研究系也在“研究”社会主义，安福系的政客王揖唐也在谈论社会主义，广东军阀陈炯明也在闽南办的《闽呈》杂志上谈论社会主义。
    面对这纷纭庞杂的新思潮，当时正在热烈探索改造社会的人们，特别是寻求真理的青年们，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其他思想学说，也在进行热烈的讨论、比较和选择。邓颖超在回忆“五四”运动时就谈到了这种情况，在“觉悟社”中社员们谈论着各种社会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注：《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52页。 ）瞿秋白也回忆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注：《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由此可见，在各种外来的新思潮中，常常引起人们无限兴味和议论最多的是社会主义，谈论社会主义成了一种时髦。这就是连王揖唐这样的人也来谈论社会主义的原因。
    胡适在文中所讲的“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中的“主义”，在当时情况下，毫无疑问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以各种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
    胡适在论及“主义”的缘起，并被演变成一个抽象名词时，他以“社会主义”一词举例说明。他说：“如此‘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胡适尽管指出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但又说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用社会主义一词来骗人。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得出结论说，胡适认为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骗人的，但是，在此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出，“胡适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好感和肯定的评价。”恰恰相反，胡适明显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抱有偏见和不信任，他是以一种鄙夷的口气谈论社会主义的。
    胡适还在奉劝新舆论界多提出和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纸上的“主义”时，强调指出：“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在文章的末尾，胡适又总结性地指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
    胡适完全否定有什么“根本解决”之道，对“根本解决”鄙夷不屑，而强调对社会问题“根本解决”的主要还是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胡适这里所说的“公妻主义”，也是受了社会上对社会主义的诽谤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偏见。
    针对胡适文中所讲的“公妻主义”，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我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李大钊接着指出，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即胡适所说的“公妻主义” ），就可断定这是人家给他们制造的谣言。美国的 《New Republic》已登出此事的原委，这原是布尔扎维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展转传讹，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李大钊在这里间接地指出并纠正了胡适对社会主义、布尔扎维主义所抱有的偏见和误解。
    接下来，李大钊就胡适鄙视和否认“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就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李大钊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分析并说明了经济构造在整个社会构造中的基础地位，以及它同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构造的关系。指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政治、法律、妇女解放、工人解放等问题，都可以解决。李大钊明确肯定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是可行的。
    同时，李大钊又指出了“阶级竞争说”，如果不用这个学说去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做工作，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算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也就是说，那“根本解决”即经济的革命，不是自发产生的，也是坐等不来的，要靠组织和发动工人阶级的实际运动去争取和奋斗，才能实现。
    胡适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抱有的偏见和批评，从他后来在美国时，就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意图所作的口述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胡适口述说：“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稍加批评。”（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191页。）这也和他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以及他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哲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