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半工业化”农村中的经济社会变迁(2)
二、传统市镇的转型与新兴市镇的产生 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市场的繁荣,出现了与手工业生产相关的专门交易市场,集镇的数目增加了,市场辐射范围扩大了,集期的密度加大了。高阳县兴起了专门的“线市”、“零线市”、“色线市”、“白布市”、“色布市”、“麻布市”等。约在1915年,高阳县城西门内大寺坑出现了专门交易棉纱的“线市”,1929年迁往篮子街,分早晚两市各2小时,参加交易的商号或商人不下200余家,营业兴盛时,每集可销售棉纱二、三百包之多。民国初年兴起的“零线市”在西门内大寺坑城厢第一小学后空场上,逢四、九集期。“色线市”在县城东街,白布市在县城西街,逢阴历四、九集期上午举行,色布市在城隍庙前及枣市街一带,逢阴历三、八上午交易,麻布市则在城内南街,亦逢阴历三、八举行,进入各专门集市交易的既有商人,也有从事织布生产的农民,市场兴旺时,远处农民甚至提前一天入住客店[27]。县城以下还有作为棉纱棉布初级市场的乡村集镇。定县不仅出现了专门从事某种手工业生产的专业村,而且还形成了相应的集市,据调查,定县除县城外,有集市的村镇共计大小82处,其分布状况如表2: 从潍县来看,据地方志记载,康乾时期潍县有21个集市,光绪年间已增至73个,民初已达94个[28]。眉村原是一个普通的村庄,织布业发展之后,这里迅速成长为覆盖周围50里的纱线市,逢一、六集期中,每集可销纱2000件以上。 最能体现农村市场繁荣的要算传统市镇的转型与新兴市镇的产生。江南织布业与缫丝业发达的乡村地区,传统市镇如南浔、菱湖、双林、震泽、新塍等都不同程度地处在转型之中。南浔是江南古镇转型的代表,它地处江南家庭缫丝业最发达的湖州,原来就是一个商肆栉比、街面繁荣的古镇,鸦片战争后,在国际市场生丝需求量扩大的背景下,“七里丝”所在地的南浔缫丝业因此得到较大发展,南浔成为生丝销往国际市场的桥梁。据南浔丝业公所记载,从1880~1934年的年销量平均为5265包,占上海生丝出口总数的17.9%,每年出口丝经值约在2000万至2500万之谱[29]。古镇面貌也在日益变化之中,到1930年代初,南浔镇虽仍带有传统市镇的特色,但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式教育、医疗卫生、通讯、消防、慈善机构等公共设施较为完善的新型市镇(表3)。与此同时,人口快速增长,1929年的调查,南浔区有户数16656户,人口70934人,其中镇常住人口18889人[30]。 地处鄂南的羊楼洞则是一个因乡村制茶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兴市镇。羊楼洞在鸦片战争前夕,还只是一个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村落,至多也不过算得上一个乡村集市罢了。随着19世纪50~60年代中国茶叶出口量的急剧上升,羊楼洞制茶业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同光年间达到鼎盛,年产销青茶、红茶、包茶、砖茶等一系列“洞茶”达4949万斤,“绝对的、相对的与附属的商行及劳动者凡五十一万人”[31]。随着制茶业的勃兴,羊楼洞很快由一个村落发展成为一个以茶业为龙头的工商业重镇,极盛时的同光年间,镇上常住人口达4万,茶庄200余家,有5条主要街道,各业店铺数百家,豪门巨宅鳞次栉比,其时“峒市商业骎骎焉,驾各镇上”[32],其繁华程度超过县城,有“小汉口”之称。民国初年,羊楼洞设立峒自治区,办起了电报局、邮政所,公路交通、教育文化事业也都获得了发展,早在1905年废科举时,羊楼洞就创办了新式高等小学堂[33],1907年广东人魏鉴彬父子在羊楼洞用手摇发电机放映无声电影[34]。这一切都是与制茶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眉村位于潍县东乡潍河沿岸,潍县近一万家左右的织户中,近3/4集中在东乡。眉村有居民300余户,铁轮机250余台,几乎每户拥有1台。每织机日织布能力为1匹布,每织5匹布可得1匹布的纯利润,利益所驱,全村“妇孺咸从事于此”。眉村不仅是重要的织布中心,而且是东乡棉纱、土布的主要集散地。胶济铁路线上的南流车站,因“与织布中心眉村有大道可通,棉纱之输入,年约7000吨”[35],由该地售出之布占潍县全境土布总数的1/4[36]。该村与织布业有关的一系列行业相继兴起,眉村仅布店就有几十家,此外,广丰、王其利、李元华、王西庆四家铁工厂专营安装、维修织布机,眉村西门外有大车四、五十辆,并有专门从事装卸布匹、棉纱的“小杠队”几十人,1935年眉村开设潍眉汽车客运站。该镇初步实现棉纱、织布、机件、运销一条龙。眉村人由最初的“兼农就织”逐步发展到“弃织经商”,眉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纺织名镇,织布很快成为该镇甚至环镇乡村经济赖以发展和维持的支柱产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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