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乡村商人阶层的崛起与社会救助能力的增强
    虽然农民的经济状况与生活水平从乡村工业的发展中得到了改善与提高，但获益最大者莫过于一部分农村中的富有者，他们形成一个颇具经济能量的商人阶层。如吴兴生丝业中，“无资农民，所得系辛苦换来，生活虽较昔略丰，而由布衣崛起，一跃而为富豪者则极希。至有资产者则不然……其间虽不无几时许困难，然其致富之机会，显较贫苦之农民占优势。于是小富者一跃而为中富，中富者一跃而为巨富，一时崛起者甚众。”[38]最著名者当数吴兴南浔富商的崛起，“计南浔一镇，以丝商起家者，何止数百十户，举其著者，竟有‘四象、八牯牛、七十二只狗’之称焉。”[39]据传，财产达百万以上者谓之“象”，五十万至百万者谓之“牛”，三十万至五十万者谓之“狗”，而据考，财产百万以上者有刘、张、庞、邢、邱五户，刘、张二氏财产竟达到二千万和一千二百万之巨。
    商人阶层崛起之后，大多虽脱离了乡土基层社会，进入城市，但对农村社会变迁还是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在慈善事业上倾注了一定心力。湖州丝商为南浔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0年代初，南浔拥有育婴堂、老人堂、师善堂、承济善堂、贫儿院、施药局、义仓、游民习艺所等八处慈善机构，它们的设立及运转与丝商的捐助是分不开的，其中贫儿院4000～5000元，育婴堂30000～40000元，由庞、刘二氏捐助，承济善堂年需经费6000元，由庞氏一人负担，施药局“经费在起初由绅商捐助，后来抽收丝捐及入官的公产租息等”，老人堂年需经费约二千余元，“有基金三四万元，亦由绅富捐助”，师善堂亦“至同治四年拨丝款为经费”，义仓则由里人“刘锦藻等捐集巨资在南栅设立”，游民习艺所经费5000元，由刘庞二氏捐助[40]。这些慈善设施对救助鳏寡孤独、贫病愚弱发挥了极大作用。
    随着通海织布业的发展，一批依靠土布商业发家的商人崛起了，1907年通崇海三境仅花行就多达300余庄，“百年以来所未有也”[41]。其中以创立同兴宏大牌的恒记布庄的沈燮均、新地商人吴斗南、龚文记创业者龚文卿等人最为有名。同业宏在最盛时期的1912年，销售量达二万件，获利多至13万元，龚文记全年营业额，小布共四、五十万匹，蓝布、大布二、三万匹，年余毛利六千元左右[42]。沈燮均以其商业利润支持张謇办厂，他以“自己所经营的同兴宏布庄全部资力接济大生。同兴宏专运南通土布到东北三省行销。它所经营的土布，布质细、门面大、尺头足，合东北人的脾胃，营业额相当大。沈将同兴宏的大部分资金贷给大生。不足，更以同兴宏的名义向上海和南通钱庄透支巨款，转借给大生周转。大生靠沈之力购进了棉花”[43]，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经营大生纱厂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海土布业的发展，尤其是通海土布业对机纱的使用，反过来，大生纱厂又促进了通海土布业的进一步发展，“机纱的出现促进了土布的改良和市场化，而大生纱厂的兴建与壮大，激发了通海地区土布业的潜力，使关庄布市场进一步扩大”[44]。
    潍县依靠土布业致富的暴发户以康子周最为有名，“而作为20世纪潍县经济两大支柱的土布业和烟草业的确造就了不少商界新贵，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并为其他商人提供创业机会。”[45]陈启沅既是华南缫丝业半工业化兴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因半工业化的发展而得益。陈启沅致富后，不仅投资现代工业，而且关心家乡公益事业，他曾捐巨金重修简村、先登两堡“吉水窦”（当地重大水利设施），且亲自主理工程。又捐巨资于官山普济堂，在简村办克勤义学，免收学费，设寿世堂药材店，于贫困者赠施医药，等等[46]。
    总之，在中国早期工业化已经启动并在城市获得有限发展、暂时还无法在农村广泛推进的背景下，部分农村手工业利用大机器工业的先进技术，积极进行嫁接、改造，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改良产品，使传统行业获得新生。这一现象不仅在时间、空间上对城市工业形成互补，而且对农村社会变迁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研究生张静、定光平等同学搜集了部分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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