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年来研究的新动向
    （一）1989年以前人们在研究中较多注重运动性质、领导权、马克思主义传播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或政治意味浓厚的问题。近年来，人们的兴趣明显转向文化、价值方面，对诸如五四运动的精神、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民主与科学概念的内涵等问题给予了更多关注。
    有关五四运动的精神，最早的概括见于运动的参加者罗家伦在运动期间发表于《每周评论》的文章，被认为是“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大都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等等。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时，许多人强调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精神。1989年是人们就五四精神提出看法最多的一年，计有“用自由原则反对传统的权威主义”说，“启蒙运动代表的新文化”说，“人的觉醒”说，“人的重新塑造”说，“理性主义”说，“开放容忍”说，“批判精神”说，“最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创造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精神”说，在文化层次上体现出“要求从古典和谐思维转到近代对立思维”的精神说，“从政治上或思想上、文化上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精神”说， 等等。 进入90年代以来，一些人仍旧探讨这个问题，相继提出爱国、民主与科学和社会主义“三种精神互相贯穿与互相联结”说，“爱国救亡、文化启蒙”、“变革社会”说，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说等新的意见。
    有关新文化运动与传统，80年代末期海外学者林毓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知识分子借“传统一元论的思想模式”，“全盘否定传统”运动的观点一度为大陆部分学者接受。有人则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的主要是儒学，尤其是儒学的核心--礼教，因此，所谓“全盘反传统”之说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新文化运动所以反儒学、反礼教，有其深刻的思想认识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不仅应从学理的层面理解，而且必须将其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理解，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全面正确理解它的合理性及其历史意义”；持“五四”彻底反传统论者走进了两个误区，即把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把原始儒学和汉儒、宋儒等量齐观。
    有关民主的含义，近年来有人认为，以前把五四时期宣传的民主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过于简单化，实际上民主观念在五四时期发生了明显演变，其内涵不仅指自由独立意义的“人权”，而且包括了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社会平等诸方面，与社会主义观念是相通的，一致的。“民主”同时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从大的方面看，时人的民主观念可以分为贤能主义民主观和平民主义民主观两种，后者在当时占有优势，构成了促使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又将其发展为“工人政治”和“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有关科学的含义，学者中间原有“自然科学”、“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不同说法。近年来，人们注意到了《新青年》与《科学》杂志所宣传的“科学”概念的不同。有人提出，《新青年》“把对科学的提倡同探求先进的社会学说紧紧联系在一起”，《科学》“坚持以更新民族文化为目标，大力宣传近代科学知识，介绍科学方法，倡导科学精神，开展科学研究……从文化的形态引进了科学”。有人指出陈独秀的科学观念中有显著的“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条“强调‘科学万能’的倾斜轨迹”。他和同伴们兴起了“科学主义思潮”，但“科学主义运动关心的不是科学本身的发展，而是科学与社会的改造或建设功能”。
    （二）尝试运用多学科方法是近年来研究中的另一新趋向。如有人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对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指出：五四新文化已经形成了自由独特的结构。这个结构主要由文化内容、文化载体和形式、文化理论、文化机构和组织四个层面构成。新文化结构的深层存在和发育成熟的一个标志是它具备了文化理论的支持。这一理论主要由文化的价值理论与认识理论构成。其价值结构在构成、功能、系统内部关系及理论层面有如下特点：西方的文化内容与中国民间文化形式的某种整合，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中西文化的比较从现象层面向理论层面飞跃，中国文化比较的背景理论从进化的文化观发展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有些人借助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考察知识分子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普遍出现的某种心理倾向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聚合与分化；同一派别知识分子内部不同类型人物的思想特征和趋同因素等等。
    （三）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有关五四时期学术领域的情况开始引人注意。如有人考察了五四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指出“五四时期史学界形成了一股求新为其特征的思潮”，“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受到西方新史学思潮和平民主义与科学思潮的影响，史家的价值观念、学术观念、选题取向、研究方法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有人探讨了五四运动对考古学科的影响，指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兴起与五四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科学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古史辨运动“为考古学的发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五四前后培养出一批地质考古生物学者，“为史前考古学的发生准备了人才；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考古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出现了注重学术批评的倾向。有人指出，“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各种否定的意见”是“有的人肯定殖民侵略，否定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美化封建主义统治，拔高封建的统治者，贬斥反封建的革命，苛责革命者和改革家”的“错误倾向在史学研究中一个局部问题上的反映”。有人认为五四运动研究中仍存在若干“误区”，如“教条式地对待毛泽东同志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拔高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夸大他们的人数及其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割裂了工人参加五四运动与学生运动、社会各界爱国情绪的互动关系，无视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主义宣传对整个社会包括工人群众的直接、间接的启蒙作用”，“夸大了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行动的独立程度”，片面强调工人罢工对五四运动结局的作用，“对俄国革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的具体性质缺乏细致分析”等等。
    三、不足与展望
    近年来有关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应该说是向着科学化的方向不断迈进，但仍存一些问题。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有些人坚持“今文经学”的史学观点，或摆脱不了“影射史学”的思路，喜欢拿今天的眼光和需要立论，再到历史资料中去找根据。有些人急于标新立异，忽视整体研究和史料运用。这种方式的研究充其量只能达到一时的引人注目的效果，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另有些人则固守原有结论，视新观点为异端，甚至仍用某种类似扣帽子、打棍子的手法对待不同的学术见解。这种做法不利于学术发展，也终将受到历史的嘲笑。
    其次，采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亦应注意将新方法与对史料的发掘、分析、运用密切结合。一方面避免套用新理论、新名词的现象，另一方面对于借鉴了其它学科理论产生的新概念应有清楚的界定。一个显著的例子“知识（或知识分子）群体”这个概念，它是指社会的知识阶层，还是指知识分子内部的小群？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都包括哪些人？中学生算不算知识分子？政界、工商界、军界中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算不算知识分子？五四时期仍很活跃的前清的秀才、举人、进士之类算不算那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只有将这些复杂情况一一考虑清楚，对知识分子和知识群体的概念作出明确具体的界定，这方面的研究才更有意义。
    再次，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文化、政治（主要指政治运动和新阶级代表的产生及其斗争）、思想等方面，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实业的发展，南北政府之争，新旧国会问题，北洋政府内部的运行机制、决策方式、统属关系、用人办法、外交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市政建设，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的生活，地区差异，教育改革等等都是尚待深入考察的方面。将这类考察与当时思想文化变迁、群众示威运动联系起来研究，无疑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
    1999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又是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即将跨入新世纪的一年。我们盼望人们的眼界更为宽阔，心态更为平和，思想更加解放，方法更为科学，研究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