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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近代中国革命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人文杂志》 张思恩 李岩 参加讨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吃尽了落后就要挨打、贫穷遭受欺凌的痛苦,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强占的香港,成为最早实行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地方,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文化思想在东方存在和传播的据点,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认识西方、了解世界、探索救国道路的窗口。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洪仁玕,无法在广东家乡立足,逃避香港。1859年,从香港辗转到达天京(今南京)。他写了《资政新篇》一书,提出了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主张。这是一个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方案,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与他多年居住香港、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着直接的关系。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阅读了大量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书籍,又到香港游历考察,亲身体会到不同社会制度下物质文明的巨大反差,开始探索西方社会进步的原因,从而引起思想上的深刻变化,提出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变法图强的主张,带头倡导维新变法运动,虽遭失败,但其挽救危亡的进步思想和爱国精神,为人敬仰。
    香港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发源地之一。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这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七年学习期间所接受的资本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清朝统治下内地的腐败衰落,使孙中山切身感受到社会发展的趋势,感受到只有改革政治才有出路。孙中山回忆说,“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则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今中山市)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50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于是,“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政治之研究”,深觉改革恶政为首要之任务,“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之生涯而从事医国之事业。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2]可见,孙中山从香港与内地的比较,得到启发,导致了政治上的反思,成为他革命思想形成的基础。
    香港为英国统治,具有特殊的政治条件,但它与大陆毗连,依托大陆,面向海洋,地处祖国的南大门,又处在东西方海上交往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革命者从事革命活动的回旋地和立足点。孙中山先生正是一直把香港作为推翻清朝的活动基地和指挥中心。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1月,又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会,开始了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
    1905年8月,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拟定在国内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其中南部支部拟设在香港,负责两广、闽、滇四省党务。9月,孙中山派冯自由、李自重赴香港发展组织。10月,在香港建立了同盟会香港分会,这是同盟会在日本之外建立的第一个基层组织,机关设在《中国日报》社。1909年春,香港、广州入会者达两千多人,香港分会研究后,于1909年秋,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香港分会“专任香港以内党务,南方支部统理西南各省党务。”[3]香港分会和南方支部,积极发动革命斗争,使香港成为革命党人的联络点、休整地和中转站,实际上成为内地革命的后方基地,成为“清季西南各省革命军之大本营。”[4]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又把香港作为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1900年1月,他们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家报纸《中国日报》,孙中山在该报亲自著文,揭露清廷反动卖国罪行,号召推翻专制统治、建立中华共和政体,并与立宪派反对革命的谬论展开论战。
    革命党人把香港作为发动组织反清起义的重要基地。在这儿制订计划,募集起义经费,招募、训练、集合起义人员,购买转运起义的枪械弹药,又曾在香港设立实行部,制造炸弹,在九龙海滩进行试验。从1895年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止,16年间,孙中山在南方发动的10次武装起义中,有6次都是以香港为基地策划进行的。如1895年的广州起义,1900年的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1910年倪映典发动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冈起义。其中以黄花冈起义影响最大。
    热爱祖国的海外华侨和香港同胞,不断给革命者以大力支持,香港就是武装起义经费汇集地和筹集中心。据冯自由《丁戊二年之革命收支帐目》统计,从1907-1908年,他先后收到孙中山募集的汇款36000余元,收到上海、檀香山、新加坡、美国、暹罗等地汇款48000余元,分别将汇款用于潮州黄风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和接运军械等革命活动[5]。他们的爱国精神将永彪史册。
    香港是策划、发动起义的基地,也是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休整地和落脚点。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退到香港,又流亡日本。1900年惠州之役失败后,郑士良等义军首领以及起义士兵四五百人陆续退至香港。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起义士兵逃到香港的百数十人,黄花冈之役后,黄兴等也重返香港,香港实际上成为革命党人进行休整的后方基地。
    英国侵占香港以后,香港同胞不断开展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
    随着时代的发展,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香港人民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1922年1月,香港中国海员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欺凌压迫,举行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参加者达两万多人。港英当局封闭海员工会,进行镇压。3月1日,10万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他们纷纷离开香港,回到广州,英国军警在沙田开枪扫射,造成著名的“沙田惨案”。此后,总同盟罢工继续扩大,使香港瘫痪,成为“奥港”。在全国声援下,罢工56天,迫使香港当局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胜利。
    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反对日本资本家屠杀工人的“五卅惨案”,引起全国的反帝高潮。为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香港10多万工人举行大罢工,6月23日,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法军队开枪镇压,50多人当场死亡,170多人受伤。“沙基惨案”激起香港、广州工人的更大愤怒,香港罢工人数增加到25万人,13万人离开香港,返回广州,中共组织了以邓中夏、苏兆征为首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又组成2000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实行封锁,使香港交通中断,肉食、蔬菜供应断绝,街道垃圾堆积如山,变成了“臭港”、“死港”。英帝国主义一时陷于孤立,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沉重打击,罢工坚持16个月胜利结束,成为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也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北伐战争作出了贡献。因此,在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中,香港同胞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写下了英雄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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