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史学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太平天国起义前夜广西局势的显著特点，是天地会在广西掀起了“反清起义高潮”，它转移了清朝统治者的视线，对拜上帝会密谋起义的活动起过掩护作用，并且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天国起义，使之得以成功。如果我们重新研究太平天国起义前夜的广西局势，就会发现上述观点和历史事实相悖。
    一
    以往的史学界曾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观念，例如说天地会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它的历史活动就是“反清起义”。事实上，天地会不是当然的反清起义组织。 从最近的研究成果看， 天地会初创于18世纪中叶，它是以游民无产者为主体的、互助共济的、非政治性的民间拜会[1]。由于游民无产者政治上的盲目性和破坏性， 天地会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种历史场合，曾经被不同的政治势力所操纵和利用，或者参与反抗封建暴政以及旨在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或者沦为危害社会治安的黑社会组织和盗匪帮会，或者堕落成反动统治阶级对抗人民革命的鹰犬。因此，对于天地会的历史活动及其性质的评价，应当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不能以偏概全，把他们一概视为“反清起义”，而加以肯定和颂扬。
    另一种似是而非的历史观念，是“劫富济贫”即“农民起义”。不仅如此，还甚至把那种以劫掠为业的盗匪行径，也当作“劫富济贫”亦即“农民起义”来加以肯定。历时2000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似乎变成了未曾出现过盗匪的清平世界。笔者认为针对封建统治阶级贪黩虐民造成百姓饥寒交迫而言，那种旨在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劫富济贫”，在历史上具有正义性。然而，即使如此，它也不等于是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的农民起义。和锋芒指向单个富人的“劫富济贫”不同，农民起义的锋芒是指向封建暴政及其政权的。历史表明，单纯的、盲目的“劫富济贫”，并不能维持长久的“替天行道”，它如果不被引入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轨道，就会堕落为打家劫舍的江湖盗匪，舍此二途，别无出路。此外，历史上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干着劫财自肥勾当的盗匪团伙，也屡见不鲜。因此，不能把单纯的“劫富济贫”当作“农民起义”对待，更不能单凭“劫富济贫”的旗号，就肯定其活动的正义性，而应当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前夜，由于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治安废驰和世道坏乱，地处边陲的广西，变成了邻省烟贩盐枭、海盗山贼的逋逃薮，和裁汰乡勇兵痞、流丐游民劫掠谋食的聚集地。天地会作为适合他们互助共济需要的组织工具，获得空前迅猛的发展，同时大都由兵痞盗匪、胥吏劣绅所操纵，而沦为以劫掠为生的盗匪帮会。其中有的会党首领，其初衷或许是出于对社会贫富悬殊现象的义愤，是真正想“劫富济贫”的，但是由于缺乏政治抱负，其初衷很快就会被劫掠自肥的大气候所吞噬，蜕变成盗匪行径。那时，广西会党首领中，著名的有任文炳、张剑、田芳等人，他们控制着所谓的“西江艇军”；还有活跃在南宁、太平一带的张嘉祥，和崛起于武宣的陈亚贵等人。有的学者曾把湖南新宁县的雷再浩和李沅发也算进来，可是他们的“棒棒会”、“把子会”是从白莲教系统的斋教演化而来的，“因此，不能把雷再浩和李沅发的起义，说成是天地会起义”[2]。
    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著名的天地会首领的所谓“起义事迹”。“西江艇军”的所作所为是：“聚党于浔、梧江上，剽掠客贩货物”，“得赃物具载车，结队露刃而行，至则席地分肥，无所顾忌”[3]。1937年编修成的《邕宁县志》，对张嘉祥多有饰美之辞，据其记载，张打出过“杀官留民，劫富济贫”的旗号[4]。可是， 从更早的历史资料看，只找到他劫掠商旅客贩的记载，而找不到他“杀官留民”的佐证。当地方官率兵登门自寻打击时，他反而接受“招安”去了。陈亚贵受地方劣绅的操纵，全以劫掠为志。据记载，他和武宣的武秀才区祖振一道，打着“顺天行道”的旗号，“越境至长安圩劫典铺、钱铺，往返六百里，归百丈圩分赃”[5]。综观广西全省形势，大小各股会党团伙， “啸聚成群，以千数，以万数多矣，沿劫左、右江数千里之间”[6]。 他们留下的所谓“起义事迹”，大都是绑票勒赎、焚掠圩市、抢劫商旅、杀戮无辜、席地分肥，所有这些都和“反清起义”风马牛不相及，相反，它们汇成了广西历史上罕见的盗匪劫掠狂潮。
    广西会党有一个特点，其“山堂”由“米饭主”在幕后操纵，甚至有衙门胥吏作奥援的。那些“米饭主”都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他们财大气粗，可以为盗匪提供衣食、庇护，充当窝主和分赃主持者，自己“则置身于局外，先议劫掠之所，至而瓜分其所得”[7]， 大发不义之财。武宣东乡的团练头目刘观先，做过陈亚贵的“米饭主”[8]。 贵县监生韦三“富而贪，往往出资与匪徒越境抢劫，坐收其利”，是张嘉祥、黄亚贵等盗匪团伙的“米饭主”，他们“均听其指挥”[9]。 “拦路打劫有义与不义之分”[10]。广西会党大都在兵痞惯匪、土豪劣绅的操纵下，以劫掠为志，借以维持个人生计和敛财致富，这是对“顺天行道”、“劫富济贫”旗号的背弃和践踏。
    19世纪初，广西东兰州破获姚大羔所藏天地会的会簿，这是迄今所知最早载有“反清复明”内容的天地会史料，曾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但是，这则史料无法引作几十年后天地会活动性质的定性根据，相反，到了广西会党终于掀起所谓“反清起义高潮”时，“反清复明”口号却湮没无闻了。唯一提起这个口号的是1937年编修成的《邕宁县志》，据其记载：1850年10月，广西举人李宜用赴都察院告状，声称张嘉祥部“所竖旗帜，上有‘替天行道，反清复明’字样”[11]。可是，现已有专家指出：“稽之清档李宜用等原呈，并无这一口号；再征之庆远府生员莫子升等、宣化生员何可元两件原呈，亦未检举天地会各军有‘反清复明’大旗。看来，这是地方志作者的杜撰，不能据为信史。至于其他大量材料也不能为这一口号佐证。”[12]另外，直到1850年冬，清政府仍将广西问题作为社会治安问题处理，也可证明那时会党并无“反清复明”旗号。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广西会党由于受游民无产者劣根性的制约，本身缺乏政治抱负，又被惯匪兵痞、土豪劣绅所操纵和利用，已经大都沦为“所持主义，趁火打劫”的盗匪帮会[13]。“反清复明”旗号的坠落，也证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广西出现的不是“天地会反清起义高潮”，而是盗匪劫掠狂潮。正因为如此，广西的衙门官邸不是安然无恙，就是有惊无险，并没有成为延及七府一州的“天地会起义军”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这是广西局势的特点之一。盗匪劫掠狂潮严重破坏了广西的社会治安，直接身受其害的是城乡居民和商旅客贩，深受摧残的是社会生产活动和经济贸易活动。盗匪劫掠狂潮的出现，固然有着深刻的、复杂的社会原因，但是社会原因充当不了盗匪活动的辩护士，论证不出它的历史“正当性”或“正义性”。社会治安代表了全社会具有共同性的一般利益，而盗匪行径是反社会的不义之举，因此受到一切文明社会的反对和谴责。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它危害的是清朝的社会治安，就把它当作“反清起义”来肯定和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