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于盗匪劫掠狂潮不可能自我遏止、自行平息，犹如脓疱的广西局势，终久会被这种或那种偶然的因素所戳破。1850年秋，陈亚贵连破修仁、荔浦二城，与此同时，乡试受阻和京控事件接连出现，终于形成一种合力，使广西治安失控、社会动乱的真相暴露无遗、震惊朝廷。
    1850年8月，陈亚贵率2000人从武宣北上，越境抢劫。 荔浦县团练曾经缉捕过陈亚贵的同党，所以他北上的另一目的，是要找荔浦团练复仇[40]。陈亚贵“至象州，抢劫数十村”[41]后，路过修仁县境。该县代理知县刘益谟闻讯，率兵百余人出城，至石牂口防堵。 8月26日，陈亚贵在石牂口遭到拦击，便一气之下追往修仁县城。刘知县还想逞能，登城下令发炮轰击，“炮毙贼十余人”。陈亚贵原无破城意图，但被激怒后，从城墙一失修缺口率众乘隙涌入，惊走刘知县[42]。事后，陈亚贵把县城放在手上玩赏了两天，就主动“完璧归赵”了。然后，他率众来到荔浦县境的青山墟，向富户徐成瓒勒索钱财，又派出一伙人前往县城。他们进城如入无人之境，招摇过市，“向各巨商及当商、盐埠索资斧”，不见有衙役捕快前往缉拿的记载。马岭街闽帮商人自发纠集团练，“擒杀匪党三人”。陈亚贵闻讯怒砸福建会馆，还在城内列队示威，旋即出城远飏[43]。荔浦代理知县萨必图不想重蹈修仁知县的覆辙，早已借口“亲赴各乡招集团练”，出城坐山观虎斗了[44]，反正不论盗匪和闽帮团练如何打闹，这座城池的主人仍然非他莫属。这就是后来震动朝廷的陈亚贵连破二城之真相，究其性质，依旧是志在劫财，所以又是一场旋风似的盗匪骚扰。
    对于这起事件，广西地方当局原本可以照旧捂住，不向朝廷奏报。然而，此时适逢乡试即将举行，陈亚贵破城之地离省城桂林太近，足令各地秀才赶考如赴畏途。钦派乡试主考官以“遍地皆匪”为理由，向巡抚郑祖琛提出“无可按试”[45]。乡试如果不能在全国统一的考试时间举行，则事关重大，朝廷非追究不可，这对于郑祖琛而言，无疑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屋漏偏逢连夜雨”，如同前文所说，广西已经出现“京控风波”，八府士绅商民对地方当局深感绝望，便互相串连，派人去北京告御状，“吁天发兵”，平定广西的社会动乱。尽管他们遭到会党的威胁和阻挠，还是绕海道潜出广西[46]。这对于郑祖琛而言，又多了一块心病，迫使他不得不争取主动，于9月3日送出奏折，向朝廷报告陈亚贵破城案，并“请旨饬下邻近省份，选派得力兵勇，迅速来援”[47]。当时，咸丰帝即位不久，似有振作求治之意，罢黜穆彰阿，以便疏通言路，于是，有人曾向他报告广西“盗风日炽”的现象。他在这年6 月发给广西两道谕旨，责令地方官“痛改痼习，上紧会缉”，“以除民害而安边境”，解决好社会治安问题[48]。可是，由于上下敷衍欺罔已经积习难改，广西治安失控的险情依旧壅于上闻。直到9月以前， 咸丰帝虽然注意到了广西问题，但是仍未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因而无意用兵广西。9月中旬以后，陈亚贵破城的奏报，以及京控状纸相继传入北京， “恭呈御览”，广西积郁已久的脓疱终于被戳破，朝廷震惊。咸丰帝先后命令粤、湘、滇、黔诸省先行出兵各2000，赶赴广西“除暴安民”[49]。又调林则徐（后改派李星沅）为钦差大臣，赴广西主持军务，同时将郑祖琛等人革职，另外派员充实和加强广西的军政班子。还责令邻省在界连广西之处布兵防堵，以免“祸水”横流四溢。从此，广西成了清政府重点用兵之地，以图迅速解决该省社会治安问题。
    陈亚贵破城以后成了钦点缉拿的要犯，被清军盯住不放，穷追不舍。10月以后，当他率众折向柳州时，与提督向荣所率入桂之湖南兵遭遇，队伍遂被打散。他潜回老家武宣，隐匿在紫荆山中的罗渌山洞。11月，清军副将李殿元购线侦查，“在武宣、桂平交界各山村搜捕”[50]，将陈亚贵捕杀。此时，拜上帝会团营活动进入高潮，各地信徒成群结队，纷纷向金田方向运动、聚集。由于拜上帝会绝对保守起义秘密，直到12月初以前，清方奏报没有出现“金田会匪”的字眼，显然，清政府用兵广西的锋芒不是指向拜上帝会的。但是，陈亚贵潜逃路线以武宣和桂平交界山村为归宿，这就无意之中，在广西“遍地皆匪”的形势下，将清军围剿的视线迅速引向拜上帝会活动中心，使之过早地发觉金田团营的异常现象。例如，李殿元在追捕陈亚贵途中，就“见有贼匪窜至猪仔紫金（荆）山”[51]。12月16日，经过侦讯汇总，郑祖琛开始向朝廷奏报：“查桂平县属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郁林州属，现据该州、县禀报，均有匪徒纠众，人数众多……” [52]。奏报提及的正是拜上帝会团营活动的主要区域。 清军尚不清楚拜上帝会名目及其“纠众”的底细，但是已与之发生若干小规模的遭遇战，并从中领教了他们的战斗力，发现对手不再是陈亚贵一类的乌合之众，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从1851年元月起，金田被清军列为重点围攻的劲敌，钦差大臣李星沅将邻省入桂的6000兵力全部投入这块战场。以后，清政府为了对付这个最危险的敌人，还将调兵范围扩大到鄂、皖、闽、豫、川等省，以及广州驻防八旗和京营八旗禁旅。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广西局势的第三个特点是：在盗匪劫掠狂潮迭起的背景下，陈亚贵破城、乡试受阻以及京控等事件的接连发生，终于招致清政府用兵广西。拜上帝会义旗甫举，就陷入清军的围追堵截，这对于清政府而言，原本是意外收获，但是它失败了。清政府的失败，不是因为对手的强大，而是自己的腐败无能。
    四
    勿庸置疑，太平天国起义前夜，天地会掀起的盗匪劫掠狂潮，搅乱了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秩序，造成了该省治安失控、社会动乱的局面，这在客观上转移了清朝地方当局的视线，对拜上帝会的组织发展和密谋起义发挥过掩护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掩护作用是怎样得以实现的？广西会党纷纷沦为盗匪帮会，形成了一股严重危害城乡社会治安的恶势力，其反社会性势必招致全社会的反对。拜上帝会旗帜鲜明地反对盗匪帮会，谴责盗匪行径，劝人改邪归正，并以严明的纪律约束会众，所有这些举措，与沦为盗匪的会党形成强烈的对比，不能不使外人相信它是“类于劝善”的宗教团体，从而得以抹上一层保护色。1848年，紫荆山秀才王作新为反对拜上帝会捣毁社坛神象，具状于桂平县衙，指控被告“阳为拜会，阴图谋叛”。知县王烈很不以为然，斥责原告“何得以争踏社坛细故，捏饰大题架控”，至于“以大逆陷害人”，更是“殊属昏谬”[53]。拜上帝会“类于劝善”的活动和会众严守纪律，是所谓天地会的“掩护作用”能够实现的重要原因。如果他们也去打家劫舍、剪径勒逼，那种“掩护作用”就会无从谈起。
    凡事利害交织。盗匪劫掠狂潮终于招致清政府对广西用兵以后，尤其是陈亚贵逃回紫荆山区，致使清军过早转移视线，发现那里的拜上帝会“迥非群盗窜扰可比”[54]，并且快速作出反应，把“聚集精兵，全力攻剿”金田起义军作为解决广西问题的关键所在[55]。如此一来，太平天国起义不仅丧失了给清王朝以猝不及防之打击的可能性，而且险遭全军覆灭的厄运。此外，太平天国起义以后，要在广西建立“西京”，去广东建立“东京”的说法[56]，决不是空穴来风。他们在仅有万人的条件制约下，无论主观想象如何飞扬，也不能不以务实的态度，首先在岭南谋求发展。然而，风云突变出乎他们的预料。广西曾是清朝统治力量薄弱、军政吏治业已溃烂的边陲之地，现在却迅速变成清政府重点用兵之区，还几乎可以说是全国总动员。敌我力量对比的改变，迫使已骑虎背的太平军把求生图存作为战争的目的。如果说金田起义以前，拜上帝会制订过起义的战略、策略和进军计划，那么随着求生图存成为燃眉之急，所有这一切就只好都从头来过，并且必须随机应变、避坚击虚，边打边找出路。事实也是如此，太平军的进军路线和战略目标，是在不断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不断修正、逐步成熟和定型的。太平军由“东进”转变为“北上”，乃是广西局势突变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