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广西局势，还必须顾及道光晚年政局下的广西地方当局与社会治安失控的关系。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既挫伤了所谓的“天朝体面”，也把国家腐败的内容暴露于世。道光帝受此打击而一蹶不振，惧闻“水旱盗贼”之类的险情，谁敢动辄奏报，就惩罚谁，借以出气压惊。军机大臣穆彰阿、潘世恩等权贵，为了获得道光帝的赏识宠幸，以及怙势揽权，便曲意奉承，阻塞言路，促成上下欺罔敷衍、畏干时忌的黑暗政局，导演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虚幻景观。对于广西局势，他们还出于私交之情特意关照、叮嘱巡抚郑祖琛。穆彰阿向他“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毫发细故动辄请动用”[14]。潘世恩函示：“再三告诫，切勿以贼多入奏。”[15]总之，不要因触犯“上烦圣虑”的时忌，而自寻倒霉。广西地处荒僻，兵单饷绌，官少地广。面对盗匪日炽的形势，地方当局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既不敢据实“以贼多入奏”，而触犯时忌，又不敢动辄对盗匪用兵，而自寻“肇衅激变”之罪。他们只能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学踩“钢丝绳”，一边对朝廷弥缝隐瞒，一边对会党弛治放任，结果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广西地方当局采取消极对策的后果是，在府县衙门里，有麻木不仁的，“民控抢劫奸淫，如诉之木偶”[16]；有只知催粮、不管办案的，“往往有解贼来城，贼已放，而解贼之人尚押候查粮者”[17]；有当和事佬的，盗匪团伙在县城门外相互仇杀，“县主出揖恳求始散”[18]；有乘机勒索的，“民间获贼解县”，则“勒索陋规钱粮”[19]；有强为招安的，“强与张加详（嘉祥）招安之名，假大头杨（张钊）总缉之号”[20]，让他们“以贼攻贼”，巡防西江，包收关税；有参与抢劫的，衙门差役“不能除盗，反先自串匪劫掳”[21]；有贪赃枉法的，缉拿盗匪，若有贿赂，则“旋擒旋纵”[22]，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小民野外徒哀嗷，大将衙中自歌舞”[23]。地方文武无不苟求一日之侥幸，而对危局束手无策，不思补救。金田起义后，新任广西巡抚邹鸣鹤在清理积案中，发现“各属详报命盗并上控提审各案，藉以人证难齐、屡催未解者，竟有五百八十余起之多”[24]。实际发生、而被官府拒之门外的命盗案子，更是不计其数。这则资料还证实：在广西大量出现的是不含政治意图的命案件。地方当局无不明白“玩寇必致大乱”[25]，然而眼下遇到的毕竟只是一群“土盗”，“土盗之志，不过淫掠取财”而已[26]，况且他们“多向圩市商船勒索”[27]，远未与官府对敌，更没有带来问鼎易帜的威胁，所以还可存侥幸免咎的一线希望。地方当局“虽知其事不可已，犹幸其事尚未起，苟且一日或可以卸责而免咎，如斯而已” [28]。不少官员罔顾道义，只盼早日调离广西，届时“大乱”降临，“自有执其咎者”[29]，让接任者背墨锅去吧。在尚未调离以前，他们仅仅对朝廷承担无法推诿的守土之责，其尽责与否，则以城池存亡为标志。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训斥告状求救的人们，说“目前无陷城失守之事，不得以请调大兵为辞”[30]，拒绝出兵查办命盗案件。广西提督闵正凤“驻玕柳州，按兵不出，贼匪逼近府城，住及一月，目无提督可知”[31]。总之，只要盗匪不会铤而走险，攻城易帜，他们就可以听任城外洪水滔天了。
    与此同时，如同时人披露：“此间土匪情甚诡谲，明知攻陷城池，必为王师所不宥，故所过皆掳掠乡牛草芥无余，复不甚与官兵对敌以得逞。”[32]广西会党也明白“盗贼”是有区别的，所以大都在乡村圩市抢劫，而克制自己，不去劫掠城市，以免掠扰官邸衙门。即使不得已而发生骚扰城市的过激行为，也仅以勒索钱财和逼放囚犯（同伙）为满足，因而无不旋入旋出，“复不甚与官兵对敌以得逞”。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把自己和“谋反叛逆”区别开来，以换取地方当局的容忍、放任，使盗匪生涯得以维持下去。
    广西地方当局在处理会党骚扰城市的问题时，发生过以武力抗拒的事件。1850年端午节，来宾会党头目鲤鱼八率众入城骚扰，遭到守城官兵的抗击后，便打进城去，“破狱纵囚，劫库藏帑一空”。旋即“悉众出城去，分屯乡村，以破城功自旌，盖藉以号召胁从云”[33]。由于武力抗拒多半不能奏效，加上会党并不据城易帜，不少地方官在处理会党骚扰城市的问题时，纷纷采取妥协求和、息事宁人的对策。1850年7 月，宾州会党头目陶八要入城逼放被囚同党，地方官主动与他讲和，让他率众“昂然入城”，还将“所捉伊同伙犯禁押，悉到衙放出”。陶八意犹未尽，“往来街道，吓斩平民，辱妇，肆横无忌。文武官无奈，止劝各铺各家送银送米，以图免害”[34]。事后，陶八满载“礼品”，弃城远去。又如“迁江一县三被贼掠，县官令民括尽财物，与贼讲和”[35]。贵县会党头目王亚壮等人，目睹张嘉祥受招安得了不少好处，便“统率贼船二十余只，湾泊县前，派单开角，并声言打至招安方肯了事”。知县洞开城门，与之讲和。从此“官威不振”，附近各股会党团伙公然穿城入市，勒银包船，聚赌闹事[36]。会党骚扰城市，偶有地方官吏被执的事件发生。1850年3月，会党“劫掠迁江县，知县被执， 各乡送银求放回”[37]。8月，陈亚贵率众在修仁县“执文武官五员， 勒索银数千两”[38]。这种现象纯属绑票勒赎，仍然以劫财为志，以求和“谋反叛逆”区别开来。可见，广西会党的这种“破城”和绑票，是不含政治意图的、旋风似的盗匪骚扰活动，正因为如此，官邸衙门依旧可以逢凶化吉，庆幸有惊无险。
    广西地方当局的弛治放任，和会党仅以劫财为志，这二者的结合，形成了互求容忍的格局，地方当局尚能保住守土之责，会党可以放胆劫掠，彼此各得所需。于是，畏干时忌的地方官，从中获得了缓解压力和苟且偷安的可能，并且敢于斗胆不向朝廷奏报社会治安失控的真相。地方当局不把这种真相捅出去，各股会党团伙无不深感满意。1850年秋，士绅商民要去北京告御状，地方官很不高兴，但是不便公开拦阻，会党也很恼火，便出面干涉了。据记载，“且浔、梧、柳、庆、思、平、郁、乐各府俱有逆匪盘踞，声言有京控者即行截杀”[39]。地方当局和会党不仅互求容忍，而且都希望劫掠狂潮得以捂住，对外不捅漏子，这是广西局势的又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