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局势的特点除了产生上述影响，还在客观上既为太平天国广西首义拓展了社会基础，又使太平军在首义之区处于相对孤立的困境。
    太平天国起义前夜，天地会在广西掀起盗匪劫掠狂潮，给全社会带来犹如飓风的灾难性破坏，加剧了种种社会矛盾冲突的激化，以及城乡居民的痛苦和怨愤。“民居此土者，一苦于贼，再苦于兵，三苦于胥吏之需索”[57]。劫掠狂潮还折辱了地方文武官员的权威，削弱了地方官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把整个社会拖入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绝境。地方当局对于社会治安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由于它的贪黩聚敛和弛治放任，最终成为万民之怨府。社会治安失控与否，和王朝政治是清明还是腐败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透露着王朝盛衰消长之机。因此，在百姓心目中，社会动乱便成了清王朝“气数已尽”的最直接的、具体的根据，从而瓦解着它赖以统治的社会基础，改变着民心的向背。从这种视角看，会党在广西掀起的劫掠狂潮，客观上成为封建王朝周期性危机日渐显露的表象之一，虽然它本身不是什么“反清起义高潮”，但是有助于农民起义风暴的酝酿和兴起。
    在这吏治腐败、赋敛苛重、天灾频仍和盗匪横行的边陲省份，拜上帝会具有的政治抱负、内部的团结互助、高尚的道德和严明的纪律，给处于绝境的百姓带来了生存希望和精神支柱，因而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聚集在拜上帝会周围，以及争取日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会党劫掠狂潮客观上为太平天国起义拓展了社会基础，起到了为渊驱鱼的作用。如果拜上帝会也卷入劫掠狂潮，它同样会和沦为盗匪的会党一样，丧失民心的支持。所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仍然把陈亚贵、张钊之流作为反面教材，借以教育太平军严守纪律。
    太平军和广西会党的合作何以不能成功？这是长期困扰研究者的话题之一。据记载，拜上帝会金田团营时，所谓“西江艇军”的八大头目曾经率队加入，但是不久除了罗大纲，其余的都因盗匪积习难改，以及对拜上帝会的前途不抱信心，而反戈相向，投入清军阵营，变成了清军控扼西江水路的劲旅，遂使太平军顺江东进的计划遭到失败。金田起义爆发以后，广西会党不是踊跃响应和支持，而是出现另一种局面，数万头裹红巾的天地会众纷纷倒向清军，去围攻太平军。不是说广西到处都布满了反清起义的“干柴”（会党）吗？然而跌入火海的反倒是太平军。面对如此残酷的事实，太平军也深感失望，对助桀为虐的会党责问道：“况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58]。之所以这般反常，是因为广西会党大都沦为各有“山头”的盗匪团伙，和清军合作，是为了谋求生存，以图将来恢复劫掠旧业，这是昔日与官府互求容忍的格局在新形势下的变种。换句话说，太平军和广西会党难以合作的原因，在于前者志在反清和开创新朝，后者志在劫掠敛财，志不同则道不合。因此，固然有过会党首领加入太平军，但是为数寥寥无几，成不了主流。于是，广西会党的劫掠狂潮，一时间变成了降清高潮。
    广西局势的上述特点，致使太平天国在首义之区找不到安家之所，这就迫使他们割弃顾恋桑梓之情，把他们逼出岭南。太平军一旦北上湖南，形势就骤然改观，进军长江中下游后，竟然可以号称百万之师了。这种巨大的变化和反差，不能不令人对太平天国起义前夜的广西局势再作思考。
    注释：
    [1]方之光、崔之清《广西天地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兴起》， 《太平天国学刊》第2辑。
    [2] 蔡少卿《太平天国革命前夕雷再浩和李沅发起义的几个问题》，《太平天国学刊》第2辑。
    [3]清光绪九年《平南县志》卷18，第2～3页。
    [4][11][14]民国26年《邕宁县志》卷34，第110页，第109页， 第107页。
    [5]覃元苏《象州乱略纪》（手抄本）。
    [6]中华书局《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周天爵致周二南书》。
    [7]清光绪二十五年《堂匪总录》卷1，第1页。
    [8]佚名《浔州府志》（广西博物馆翻印本）卷56，第17页。
    [9][17][36]清光绪二十年《贵县志》卷6，第5页，第5页，第6 ～7页。
    [10]陈晋主编《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