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抗日战争开始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基地，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可分为两个阶段：日本攻占以前，香港成为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活动中心；日本攻占以后，它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击日寇的战略基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由于香港同胞与大陆人民的血肉联系，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地位与地理位置，很快成为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之一。12月23日，宋庆龄在上海沦陷前夕，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来到香港，发动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她联络了大批国内外知名人士，组织了“保卫中国大同盟”，出版《保盟两周通讯》，向全世界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报道中国英勇抗战的事迹，与欧美东南亚各国沟通信息，使他们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和需要。在她的积极工作下，美、英、法、加拿大和东南亚各国纷纷成立了援华团体，通过保盟，向中国提供援助，先后有100多个社会团体向保盟捐款，各式各样的货币从世界各地汇到香港。保盟发动组织著名医生，为支援抗战来华工作，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都经过香港到敌后根据地工作，白求恩同志为中国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1938-1940年三次来到香港，向宋庆龄要求援助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每次都满意而归。1939年冬，新四军叶挺军长专门从重庆到香港拜会宋庆龄，宋庆龄陪他去保盟仓库清点物资，亲自登记、分类，使叶挺军长深为感动。皖南事变后，宋庆龄在香港致电蒋介石，抗议他破坏抗战的罪行，继续为抗日军队提供物资援助。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到香港，建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以加强对外宣传，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捐款和物资。廖承志通过亲戚邓文田、邓文钊兄弟，把华比银行作为接收华侨汇款的联络点。向各地华侨传播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发动、协助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香港各界同胞，一直关心和支持祖国抗战，成立了各种援助抗日的社会团体，以多种形式开展募捐活动。有的香港爱国人士，组织救护队、服务团等，直接参加抗日斗争。1938年10月，中共东南特委与香港党组织，在香港地区组织了15个救亡工作队，回广东惠阳参加抗日，许多队员后来成为抗日游击队的基本力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占香港。为了开展敌后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派曾鸿文、黄冠芳、刘黑仔等进入新界，发动组织群众，消灭土匪，开展港九游击战争，组建了由东江游击队领导的“港九独立大队”，多次袭击日军，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敌伪分子。并深入日军统治严密的市区活动，散发抗日传单，组织群众，收集情报，有时化妆成各种人物，深入敌人心脏地区，发动突袭。为了粉碎敌人对新界、九龙的扫荡，刘黑仔、黄冠芳带队潜入九龙启德机场，炸毁日军飞机和汽油库，使敌人胆战心惊。1944年秋天，游击队又发动了攻打沙田四号隧道的战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迫使他们收集兵力，放弃了打通港九铁路的计划。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在香港附近海域多次袭击日军海上交通线，先后经历了10多次较大的战斗。击沉敌船10艘，缴获敌船13艘，截获物资数百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港九大队还与英美盟国开展多方面的国际合作，向盟国提供日军情报，多次营救盟军飞行员，协助英军官兵从日军集中营脱险等。
    营救被围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是东江游击队港九独立大队的著名斗争。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逮捕囚禁抗日民主人士和文化界著名人物，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流，被迫流亡到香港。这样，香港一时成为进步人士宣传抗日、反对投降、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专制的汇集据点。当时，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胡风、邹韬奋、胡绳、张友渔、金仲华、乔冠华、廖沫沙、戈宝权等都避居香港，香港的迅速陷落，这些人大都来不及撤离，就被困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使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如何把他们迅速营救到安全地带，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游击队的紧迫任务。
    当时，廖承志在香港主持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工作，他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与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南方工委、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密切协作，具体负责营救。他们先和被营救的对象取得联系，然后建立了从香港到九龙再到大陆内地的秘密交通线。从1942年1月5日起，每天晚上，都有被营救者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被先从香港岛转送九龙的秘密据点，再由游击队员带领，绕过敌人岗哨，渡过深圳河，进入东江游击区，转赴内地大后方。先后被营救回内地的文化知名人士及其家属约800多人，他们回到国内，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一直在香港地区坚持抗日的港九独立大队，奉命从新界撤离，临走时，向港九人民发表公开信，深切感谢香港同胞对抗日武装的大力支持，游击队在香港各界同胞的热情欢送中离开了香港，香港又被英国重新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