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最大暴行，为世界文明史上所罕见。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为什么会发生在南京而不是别处？本文通过对该事件较为深入地考察，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与松井石根个人野心的极度膨胀有着直接关系。
    一
    全面侵华战争发动之后，日军叫嚣“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其狂妄自大，可见一斑。为了配合在华北的进军，加速战争进程，日军参谋本部决定组成一个军进攻上海，松井石根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但“中国军的抗战意志和步兵的战斗力，完全超出三宅板（陆军省部）的预料。”日军在上海的战事并不像最初设想的那样顺利。在战争持续了两个多月而未有攻取上海迹象的情况下，日军军部不得已于1937年10月20日向上海方面增派第10军，其任务“以挫伤敌之战争意志，获取结束战争之局势为目的扫灭上海附近之敌。”（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页。）并与原上海派遣军编成华中方面军， 由松井石根任司令官。
    久攻上海不下，表明了日军“速战速决”战略计划的破产，也使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对是否应在华中继续用兵失去了信心。因此，它对日军攻占上海后是否迅速进攻南京并没有明确的命令。11月7日， 参谋本部以临命第600号规定了华中方面军的制令线， “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区大概定为联结苏州、嘉兴一线以东。”（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这只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 决不是攻占首都南京那样积极的任务”（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页。）。直至11月24 日的大本营（注：大本营：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事统帅部，成立于1937年11月20日。）御前会议上，也“并未考虑一举到达南京”（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页。）。
    松井石根却是攻占南京的积极鼓吹者。松井石根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9期学生，该期共出了5个陆军大将，即松井石根、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阿部信行。五人中只有松井石根最不得意，他虽在1933年被晋升为大将，但于1935年夏就到了退役年龄，由现役转为预备役。日本一记者称此时的松井氏为“失意时期”的“中风的小个子的老人。”（注：转引自（日）笠原十九司：《亚细亚的日本军》（日文版），第173页。）两年后，天皇裕仁迫于朝中无人，重新起用他。 天皇的器重与最高军事当局的信任，使已经59岁的松井石根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作为陆军中最年长的大将，松井决心要在这最后的一次机会中显一下身手。
    1937年8月19日，松井前往上海就职时， 在东京车站对前来送行的杉山陆相说：“无论如何要攻打南京，使国民政府屈服，这是膺惩支那的特殊使命决定的。”（注：转引自（日）笠原十九司：《亚细亚的日本军》（日文版）， 第175页。）其野心不难想象。对此，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松井石根等战犯的判决书中也写道：“当松井被任命为上海军司令官离东京赴战地时，他已想好了在预定的占领上海后就进兵南京。……1937年10月8日，松井发表声明， 狂妄叫嚣‘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56年版。）
    华中方面军11月12日攻陷上海后，迅速杀到苏州、嘉兴一线。这时，制令线仍未解除，松井对此感到忧虑。11月15日，他向来自东京的官员力陈攻占南京的必要性。他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事变”，攻占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因为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影响很大，只有武威才能使中国人民低头服输。（注：《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志》（日文版），第99页。）其后，松井又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向参谋本部呈交了迅速攻占南京的报告。报告中说：“现在敌之抵抗在各阵地均极其微弱，很难断定有彻底保卫南京的意图。在此之际，军如停留在苏州、嘉兴一线，不仅会失去战机，而且将使敌人恢复斗志，重整战斗力量，其结果要彻底挫伤其战斗意志将很困难，从而事变的解决越发推迟”（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二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松井石根急功近利，在力陈进攻南京的计划未获批准的情况下，竟迫不及待地擅自下达了向南京追击的命令。在松井的指挥下，11月19日，第10军首先突破制令线，争抢攻占南京的头功。11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收到第10军19日来电报告：军于19日晨下令以全力向南京追击……对此，多田次长大吃一惊，因事关紧要，立即命令停止……”（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由于松井造成了进击南京的既成事实，加上日本各新闻媒介派遣的从军记者对进攻状况的竞相报道，极大地煽动了前线部队的士气和“中支那方面军上级指挥官的功名心。”部队行动已难于控制。刚刚成立的大本营不得不于12月1 日下达了“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协同海军对敌国首都南京的攻略战”的命令。（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7页。）在松井的领导下， 由朝香宫指挥的上海派遣军（第9、16师团）和柳川平助指挥的第10军（第6、18、114师团），分别由东部和南部猛扑南京。
    由于日军在上海已苦战三个月，其后又马不停蹄地向南京追击。部队相当疲惫，亟需休整。而松井石根的个人野心此时已膨胀到极点，其进军命令是在完全没有建立后勤供应的情况下仓促下达的。为此，军司令部不得不命令各部队“粮秣应在现地征发自给，”这实际上是要部队去掠夺。于是，抢劫成为各部队的主要活动并迅即演变成为强奸，焚烧和屠杀。对此，原日军士兵东史郎证实到：“完全没有粮食补给，采用的战法是让军队在占领之地抢掠自给。在搜索粮食的时候会发现躲藏的女人，而一经发现必定奸淫。”（注：〔日〕森山康平《南京大屠杀与三光作战》，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第10军在寄交陆军次官收启的《丁集团综合报告》中也曾供认：“丁集团（第10军）作战地区之地方物资，特别是米、蔬菜、肉类等完全取之于敌”（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页。）。
    再者，日军在上海会战中，因久攻不下曾9次增兵。 其中柳川兵团是从8月以来就在华北连续激战的第6师团和从日本匆忙动员来的第18、第114师团合编而成的，都不愿久战。 新增士兵大部分是“未经教育的补充兵和未接受再教育而被迫赶赴战场的预备役士兵”，他们在出征前已被告知占领上海后便送他们回国。而第6 师团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在中国北方作战的尖兵部队，它比别的师团伤亡大得多。因此，从军摄影记者河野说：“柳川兵团是在正要回国的时候又被调到前线来的。恼怒在心成了一种发狂的状态。”（注：〔日〕森山康平《南京大屠杀与三光作战》，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日军官兵普遍产生了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为了激发这些部队的士气，指挥员们便纵容抢劫、屠杀、强奸等暴行，以此来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最能说明这一纵容政策的历史事实是凶残的“杀人竞赛”：在占领南京前，素以残杀中国人民著称的日军第16师团中岛部队有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野田毅。他们在进军南京的路上，相约作杀人竞赛，谁在占领南京时先杀满100人， 谁就是胜者。他们从句容到汤山，向井杀了89人，野田杀了78人，因都未满100人，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 两个杀人魔鬼相遇在紫金山下，“彼此手中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野田说，‘我杀了105人， 你的成绩呢？’向井说，‘我杀了106人。’于是两人同作狂笑。 可是，还确定不了是谁先杀满100名中国人，于是从12月11日起， 比赛又在进行。”（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如此凶残的暴行，在很有影响的日本报刊《日日新闻》、《朝日新闻》上，向井、野田却是以“勇士”、“英雄”的姿态出现的。松本重治也曾记述道：“柳川兵团之进击所以迅速，甚至可以这样说，那是由于在官兵中间有一种可以随意进行掠夺和强奸的默契”（注：转引自吴天威：“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再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