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部队一路烧杀抢掠进抵南京近郊时，松井石根下达了一项训令，其大意是：“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注：《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12月7日，松井在他设于苏州的方面军指挥所亲自起草了《攻占南京城要领》规定：“一、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市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时，各师团选派步兵一个大队为基干部队先入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二、在敌之残兵仍据城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将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展开，进行炮击夺取城墙，各师团以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的部队进入城内进行扫荡。”（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二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8日， 松井又命令向中国部队散发《劝降书》，宣称：“南京是中国的古都，民国的首府”，“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注：松井石根《劝降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劝降书》还规定了中国军队接洽投降的时间、地点等细节。日本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为此专门乘车由苏州指挥部赶到南京中山门外，准备接待中国方面洽降的军使。很显然，在松井石根的眼中，南京是一座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城市。他把胁迫中国政府投降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对南京的迅速征服上。
    在古往今来的战争中，一国首都的失陷，对于战争的胜负虽然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首都的守弃，毕竟在精神上与实际指挥上，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因首都失陷而国亡者亦不乏其例。侵略者一般都对占领对方之首都，抱有超常的企图和欲望。而且，对于南京的防守，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怀也。”（注：秦孝仪总编纂《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卷，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145页。）他在12月6日离开南京前夕，又对防守南京部队师以上长官强调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又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固守。”（注：宋希濂《鹰犬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蒋介石的这些看法，也说明了作为首都的南京， 在抗战中确实具有不同于一般城市的特殊重要地位。因此，面对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12月9日下午4时，松井最高指挥官发表司令官谈话，声明在攻占南京城这个历史性时刻，再次期望全支那朝野的反省，今后皇军的行动将永不后退。”（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松井石根抱有这样超常的幻想也不足为奇。但在“中国发生了奇迹，政府所在地搬到了（长江）上游的汉口市，离海八百英里。而且中国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最完全的团结精神……”（注：〔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第53 页。）
    早在松井接受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任命时，他与首相近卫文麿讨论进攻南京的政治目的时就说过，如果中国人“坚持民族主义”和“排日情绪”，就必须“付出代价”。（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56年版。）很显然，从日军占领南京后所实施的各类暴行看，所谓“代价”，就是血洗中国首都南京城。“日军占领南京，以为我即屈服投降”，（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面对中国军民顽强的战斗意志、抗战到底的决心，日军官兵气急败坏，战地记者铃木自述道：“因常常在残酷的战斗和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和血腥中，神经都处于麻木状态。还不能不承认，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就会腾起一种一心想对敌报复的复仇心，就会闪出嗜虐心理。”（注：〔日〕小俣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在他看来，中国人就应被日本人奴役，连一丝一毫的反抗都不应该有。正因为如此，松井石根亲口命令对战俘“纪律肃正”，即屠杀。参加攻击南京的日军各级指挥官，也都曾逐级下达、执行过对战俘和平民的屠杀令。如第6 师团长谷寿夫下令“解除军纪三天”。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写道：“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之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这里的“处理”即杀掉之意。（注：转引自吴天威：“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再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 日本学者小野贤二收集到一则这样的日记：“
    12月7日晴天南京城外
    午前6时从宿营地出发， 参加了史无前例的盛大的司令官南京入城式。下午5时命令我们去枪毙敌军约1.3万人。两天内山田部队枪毙了近2万人。似乎要把各部队抓获的俘虏全部枪毙掉。 ”（注：〔日〕小野贤二“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的南京大屠杀”， 1997年8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日军第114 师团一等兵田所耕造在谈到南京的屠杀时说：“这样的屠杀在城内外一连干了十天的光景，当然是按命令干的。……因为这是命令，就什么也不想了。”（注：〔日〕森山康平《南京大屠杀与三光作战》，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由此可见，屠杀已成为日军的既定方针。以至于日本的同伙德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一般男子的有组织的大量屠杀，显然是得到了指挥官的许可而实行的。……德国政府从它的代表者得到报告说：‘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在这个报告的后段中，曾形容日军就是‘兽类集团。’”（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杜廷在大屠杀高潮的12月17日，就曾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军的目的，是“想尽可能长时间地继续这种恐怖，以便给中国人造成一种印象：如果抵抗，便将招致这样可怕的后果。”（注：〔日〕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第11页。）
    为了避免日后国际法的裁决，日军对南京采取了严密封锁消息的策略。但俗话说的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面对当时国际舆论的压力，松井石根也曾在12月18日华中方面军在上海举行的“慰灵祭口”上，装模作样地对部下加以“训诫”：“你们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部分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这不是与皇军不相称吗？从今以后，你们要始终严格执行军规，绝对不许虐待无辜人民。否则，那又将用供品祭祀战死者了。……”（注：转引自〔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松井的“训诫”何等的空洞和耐人寻味，这样的“训诫”与其说是对暴行的批评、制止，不如说是对暴行的赞扬和鼓励，所以听了松井的“训诫”之后，“师团长们哈哈大笑”，“屠杀、强奸、掠夺、放火行为依然故我，反复出现。”（注：转引自〔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给日军的这种罪恶行径下了结论：“……对都市或村庄居民实行屠杀……，这就是日方所谓的‘膺惩’行为。这些行为在中日战争中一直未停过；其中最坏的例证，就是1937年12月对南京居民的大屠杀。”（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56年版。）
    综上所述，松井石根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动因。松井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其个人野心迅速膨胀，为了实现他“建功立业”的目标，在进军南京途中对日军官兵的种种暴行采取纵容的策略；而当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松井个人野心遭到失败，以屠杀为主要手段的恐怖方针就成为日军当局的最高策略，这样，日军士兵中普遍存在着的非理性的从属意识与蔑视中国人的认识心理紧紧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南京大屠杀达到空前暴戾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