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在这时期帮助建造了不少教俗建筑物，并将其与王室权威紧密联系起来。查理五世沿腓力二世城墙外修建了一系列主要建筑，东边邻近圣保尔宫的是塞莱斯定(Celestins)修道院，由查理五世建于1365年，是除了圣德尼之外皇室和皇亲的最重要的墓葬地。沿逆时针分别是圣殿、升马丁修道院、弗兰德尔宫、卢浮宫、圣奥诺雷街上的济贫院，这些都是国王投资兴建并反映王室权威的建筑物。
    13世纪圣路易和腓力四世在位时，就比较注重将国王和王室成员雕像摆在公众场所，如巴黎圣母院正立面、道路旁的纪念性建筑、西岱岛王宫正门处，都设有历代国王的雕像。到14世纪下半叶查理五世时，统治者的形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在巴黎的城市空间中。在卢浮宫的入口、吊桥处、面向塞纳河的南门处都有国王夫妇的雕像。在圣保尔宫，万塞纳城堡以及巴士底，都有国王和王后以及王子的雕像。查理五世致力于打造一个虔诚国王的形象，在一些教堂中也有所反映，如塞莱斯定修道院教堂刻有国王夫妇雕像。(24)
    如果说国王雕像是静止的宣传，那么进城、落葬等仪式(25)就是动态的宣传，将国王的形象、权威传播给他的臣民，以加强对君主的情感。从14世纪开始，城市欢迎君主的公共仪式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是国王与臣民“对话的场所”，还起到增强城市共同体意识以及君主国民族国家情感的作用。(26)瓦卢瓦朝国王在兰斯加冕或战役之后，往往会沿着固定的路线进入巴黎城市，这颇有些类似古罗马时代的凯旋式。14世纪的国王从约翰二世、查理五世到查理六世都是如此。国王的队伍从圣德尼大门前开始，往往会经过圣德尼修道院的王室墓地，沿着圣德尼大街朝南向着夏特莱前进，经过圣母桥和大桥，直到西岱岛上的王宫和大教堂。行进沿途还有表演，各个停驻点都有表演，如三一(Trinite)教堂前表演耶稣受难，圣墓教堂前表演复活，等等。(27)国王的进程仪式充满表演，需要精心安排，以此凸显出王权的神圣性。通过进城仪式，强化了国王对城市的庇护者角色，对城市自由和权利的承认，另一方面，城市表现出对国王的尊重和服从，这种互惠的仪式成为加强王权神圣性的重要途径。为了表现对国王的尊重，教会和大学的代表也会到城门外迎接。这一仪式甚至还成为此后通用的方式。英国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五世和六世在法国统治时，也遵循了这一传统。1437年，查理七世取代英国国王统治后的进城仪式也是与以往一样。他们都是为了使获得的瓦卢瓦王朝的权威得到合法化。(28)进城仪式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也是如此，14世纪国王进城时，往往是主教和市政权威主持欢迎仪式，儿童也加入进来，摇动枝条，在仪式的表演中也有犹太人扮演亲吻国王的角色。这些都是为了给人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印象，以此增强国王的神圣性。(29)
    国王将自己的形象神圣化，以体现国王的无所不能。这在中世纪时期比较多见，卡佩王朝时期就有通过国王触摸麻风病人使其痊愈的神迹，表现王权的神圣和强大。这甚至还成为中世纪的“政治神学”，国王的身体分为自然和政治两种属性，后一种属性缔造出神圣符号和象征意义，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即使国王本人死亡了，他的政治属性也将继续存在，以确保君主制的延续。(30)到瓦卢瓦王朝，使王权神圣化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静态的建筑、雕塑，动态的仪式，乃至城市规划，都成为表征权力的重要手段。
    瓦卢瓦王朝的城市建设也体现了缔造神圣性的需要，尤其是查理五世在位时的城市改造。这时期的城市规划受到古希腊古典哲学和思想的影响很大，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佚失了近千年之久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被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在1255到1278年，绝大部分的亚里士多德着作已有拉丁文本，将近一半是从阿拉伯语转译的。(31)查理五世从1369年起资助主教奥里斯姆(Nicolas Oresme，1320-1382)将亚里士多德的一系列作品从拉丁语翻译成法语，尤其是其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着作。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统治就是通过好的管理达到城市和社会的福祉，查理五世则利用城市建设的艺术来努力接近这一标准。
    查理五世在巴黎的建设就是遵循亚里士多德对理想城市的描述，即扩大城市面积以增加城市人口，建造防卫性城墙和堡垒，设置喷泉以解决城市供水问题，等等。万塞讷城堡的建造也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市类型，从位置布局、防御设施，以及卫城、城堡主塔、广场等都是遵循亚里士多德的描述。万塞讷城堡的规划也受到希腊城市规划的影响，尤其是借鉴了公元前5世纪规划建筑师希波丹姆的思想，如万塞讷城堡的规划就呈棋盘状，街道以90度角垂直交，采用了希波丹姆式城市的四边形，如此就通过城市的秩序反映出政治的秩序。自动报时的时钟是14世纪的新生物，查理五世对这一新事物非常感兴趣，他特意从德国请来专门技师为巴黎建造一个时钟，花费了八年的时间在西岱岛王宫的外墙上挂起一个公共时钟。对标准时间的控制也是国王权力的表现，通过对城市时间的主宰和控制，时钟确定市场和宵禁的时间，也可以使国王掌控公共秩序，从而起到调整社会秩序、维护公共治安、消弭城市动荡的作用。(32)在当时的政治理论家看来，秩序意味着好的管理，而通过时间可以对秩序起到很好的调整作用。时钟面朝东北巴黎市政厅的方向，市政厅的官员们都可以看到钟楼，并能听到报时声，时钟对市民和管理者都起到警醒作用，提醒后者进行好的管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理论通过这种方式被实践，节制、公正、智慧等各种德性被通过时钟传播开来。
    14世纪末万塞讷城堡建造之时，也正是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被翻译成法语的时候。(33)查理五世致力于协调地上和天上之城，以产生好的管理，万塞讷城堡正是这样一个象征，也正好契合了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对于理想城市的描述。通过一个理性和精神之城可以对信仰与理性进行协调，这受到中世纪末期政治乌托邦的引导。(34)
    瓦卢瓦朝国王借助古代政治观念的复兴，资助和推动王权在城市中的表达，尤其是在内忧外患时期，城市成为巩固权力的关键场所，君主的形象和权力在这里被抬高，合法性也通过城市空间被确认。这些现象在欧洲许多地方也都表现出来，成为一种新趋势和新潮流，中世纪晚期的首都成为君主们全力建设的场所。首都城市的伟大与否不再仅仅依赖于规模和居民人数，更在于其象征意义，城墙、宫殿、教堂、大学等建筑都起到了相应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