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1］（《成祖本纪》）
    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明成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此时的日本政府，因中国断绝其贸易往来，正常的贸易渠道被堵死，除以倭寇方式劫掠和走私贸易外，基本没有获取明朝商品的途径。由于明太祖实行武力防倭和海禁政策，倭寇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走私贸易也随之减少，致使日本幕府、各地武士及私商都感到不便，也要求改变中日关系的现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遣使赴明入贡，以换取经济领域的最大实惠。
    永乐元年（1403）八月，明廷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等出使日本。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说：“日本国遣使入贡，已至宁波，凡番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会检。番舶中有兵器、九槊之类，籍封送京师。”明成祖认为：“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踏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赀费亦多，其各有赍，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李至刚认为兵器在民间不许私有，也不许买卖，明成祖令官府按照中国的市值给付给日本。“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2 ］（《太宗实录》）
    十月，日使圭密一行到达南京，中日双方一拍即合，明成祖同意与日本进行贸易，“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乃赐以二舟，为入贡用”。［1］（《日本传》）同时，立日字勘合100道，底簿2册；本字勘合100道，底簿2册。将日字勘合100道及日字、本字底簿各1册，收于礼部，将本字勘合及日字底簿各1册交于日本政府保存，入贡时携来。将本字底簿1 册交浙江布政司收存，以俟日船抵宁波后验对。以后，日本进贡船需有勘合，如无勘合即系伪诈。日本得到“勘合”，也就是取得了与中国通商的权力。
    中日勘合贸易确立后，日本接受了明廷所“赍道义寇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1］（《日本传》）又按照明廷的要求， 捣毁了对马、台岐等岛屿上的倭寇老巢。据《明史·日本传》记载：“对马、台岐诸岛贼掠滨海居民，因谕其王捕之。王发兵尽歼其众，絷其魁二十人。以三年十一月献于朝，且修贡。”对此，明廷给予高度赞扬，“赍玺书褒嘉，赐赍优渥”。［1］（《日本传》）
    自此以后，两国使节频繁交往，永乐二年至八年（1404-1410），明廷6次派使节出使日本，日本使节也乘贡船7次入明。关系十分密切。按照规定，日本勘合船入宁波后，先由浙江布政司会同宁波市舶司检验勘合，如无诈伪，则上报京师礼部，再次验对无误后，日贡使一行才能携贡物入京。如果携带商品过多，明廷又不愿全部收购，则允许日使在会同馆明朝官吏监督下贸易3天。如果勘合船人数过多， 除允许少数人进京入贡外，其他随从人员则在宁波妥善安置，并在当地市舶司官吏监督下进行贸易。
    勘合贸易，使日本幕府大获其利。日本慕府为了保持其既得利益，也迎合明廷对倭寇进行了一定的围剿。如果日本剿倭有功，明政府对日本的赏赐就会增多。永乐二年（1404），日使入贡，明廷仅赏赐锦绮20匹。到永乐四年（1406），日本幕府捣毁了对马、台岐的倭寇巢穴，并向明廷送交了一些被俘倭寇，受到明廷的赞许，于是在永乐五年（1407）的勘合贸易中，“兹特赐王白金一千两，铜钱一万五千缗，绵、紵、丝、钞、、绢四百一十匹，僧衣二十袭，帷帐、衾褥、器皿若干事；并赐王妃白金二百五十两，铜钱五千缗，绵、紵、丝、、绢八十四匹，用于旌表之意”。［2］（《太宗实录》）永乐六年（1408），日本国王源道义“遣僧圭密等百余人贡方物，并献所获海盗”。［2］（《太宗实录》）明廷赐圭密钞百锭，钱10万，綵币5表里，僧衣1袭，对其随从也赏赐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