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勘合贸易，非但未能抑制倭寇，反而成为明廷的沉重包袱，日本也因国内政局动乱而无法统一组织勘合船，中日勘合贸易终于于嘉靖年间彻底结束了。究其原因，要者有三：
    其一，薄来厚往，使明廷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在中日勘合贸易中，明朝始终把政治因素放在首位。日本称臣纳贡，极大地满足了明廷的虚荣。为了显示大国的威严和富庶，厚赐来使，成为惯例，贡物和回赐价值十分失衡。如宣德九年（1434），日本国王的贡物是：马29匹，撒金鞘大刀2把，玛瑙大小20块，金属屏风3付，黑漆鞘柄大刀100把，铠1领，砚台1面并匣扇100把。而明廷的回赐则是：赐国王白金200两，花绒绵4匹，丝20匹，罗20匹，纱20匹，绢20匹；赐王后上述物品的一半。明廷加赐物品的价值远远大于日本的贡品。
    勘合船所载除少数贡品外，大部分是商人携带的货物。其货物在中国市场上赚取高额利润。日本商人来明多携带兵器作为商品，由于明廷规定外国朝贡的兵器不得在民间买卖，便全部由官方买下，这正符合日商的意愿，因此他们每次来贡都携带大量刀剑兵器。当时，日本刀最高价每把万钱，一般的也在2000文左右。［4］（P81）给明廷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明廷也曾努力使日本少带刀剑，成化二十一年（1485），明宪宗曾要求日本各样刀剑，总不过300把。 景泰年间也曾压低收购价格。但日本贡使和商人置之不理，几乎每次勘合都提出非分的要求，甚至抓住明廷害怕倭寇的心理，进行敲诈勒索。正德年间，日本勘合船贡使庵桂梧认为明廷收购刀价过低，公然威胁说：“或者上国嫌厌往来之烦，一旦弃小国积世禁贼之功，欲显拒绝之意，变例如步，则恐失我国之心，废职贡之事，他日海寇闻风复集，其罪谁当。”［4］（P82）面对庵桂梧的要挟，明廷未能据理驳斥，而是委曲求全，予以让步。
    招待迎送日本勘合船人员，也耗费巨大。当日本勘合船在普陀靠岸时，明廷往往组织隆重的欢迎仪式，有上百艘彩船，绕船欢迎，赠送酒水和食品。到宁波后，将其安排在宾馆内，设宴招待，压风洗尘。从宁波至北京途中，各地也要供应车马、茶饭。明政府规定：“凡使臣进京回还，沿途茶饭供给口粮之外，又支送下程口粮。”［5］（卷145）使臣到北京后，在专门接待外国贡使的会同馆内，“设馆夫四百名，分居南北二馆，专造饭食以供使客”。［5］（卷114）对日本使臣生活上的招待十分周全，“五日下程一次，每十人羊鹅各一只，酒二十五瓶、米五斗、面十二斤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5 ］（卷115）同时还要赠送衣服和日常用品。
    日本勘合船人员自入宁波起至回国，所需口粮、菜金，及进京贡方物往返脚力，全由明政府供应，甚至回国途中的口粮也要拨给30日。不计明政府的馈赠，仅日常生活供应，以300人计，每月约支出380余贯，按居留时间1年计，约支5000余贯。［3］（P245）而实际上日本使臣每次来明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有时在中国居住达一二年之久。招待这些使臣的开支，实在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勘合贸易中严重的经济亏损，对明朝来说包袱越来越重。永乐年间，明朝经过20多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实力雄厚，百姓富庶，府藏充实。“天下本色税粮三千余万石，丝钞等二千余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杰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食货志》二》）虽然在勘合贸易中多有亏损， 但由于经济实力整体上强大，对国家财政并无大的影响。永乐以后，由于土地兼并激烈，国家税收减少，自然难以承担勘合贸易中的巨额亏损。因此，明廷对勘合贸易的热情越来越小。
    其二，日本使臣赴京进贡途中，劫掠现象时有发生，甚至还发生了殴打职官，滥杀无辜的现象，严重危及社会安定。
    景泰四年（1453），平江侯陈豫奏：“日本使臣至临靖，掠夺居人。及今指挥往诘，又殴之几死。”［2 ］（《英宗实录》）景泰五年（1454），礼部奏：“日本国使臣允澎等已蒙重赏，展转不行。待以礼不知恤，加以恩而不知感，惟肆贪饕，略无忌惮。沿途则扰害军民，殴打职官。在馆则捶楚馆夫，不遵禁约。”［2］（《英宗实录》）
    成化十七年（1481），针对日本等国使臣扰民的状况，明宪宗敕曰：“日者海外诸国并西域番王等，遣使臣朝贡，沿途多索船马，夹带货物，装载私盐，收买人口，酗酒逞凶，骚扰驿递，非礼违法，事非一端，所经官司累章陈奏，欲依国法治之。则念其远人，欲不治之，则中国之人被其虐害。今特降敕开论，继今以后，王遣使臣，必选晓知大体谨守礼法者，量带傔从严加戒饬，小心安分，毋作非为，以尽奉使之礼，以申纳款之忱。俾奉使者得以保全，供应者得免烦扰，岂不彼此两全哉！”［2］（《宪宗实录》）
    弘治九年（1496）八月，礼部奏称：日本国遣使入贡，至济宁州，夷众有持刀杀人者。其正副使却不能严加约束，请求对其严加制裁。明孝宗下令：“今后日本国进贡使臣，止许起送五十人来京，余存留浙江。”［2］（《孝宗实录》）
    日本贡使不断生惹事端，使明廷对勘合贸易越来越不热心，甚至产生厌烦心理，对勘合贸易抱有消极态度。
    其三，日本政局的动乱，使勘合贸易处于无序状态，无法统一组织勘合船。日本“应仁之乱”后，细川氏控制了幕府的实权，将军已徒具虚名，成为傀儡。一些权臣也乘战扰之际占领地盘，扩充势力，日本政局开始走向分裂割据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对明勘合贸易也就失去了统一组织，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正德六年（1511），大内氏和细川氏排挤掉将军，共同组成勘合贸易团，大内氏2船，细川氏1船，由庵桂梧出任正使，率船队赴明。但细川氏不甘心只出1船， 又密遣宋素卿率1船，抢先赴明。嘉靖二年（1523），大内氏遣宗设谦道率3船赴明，细川氏得知后，也立即派出1船，由鸾冈端佐和宋素卿率领赴明。 宗设谦道的船先至，尚未检验勘合，宋素卿的船也已到达。市船司遂一同检验勘合，发现有新旧之分。宗设谦道与鸾冈瑞佐为各自的真伪发生争执。宋素卿暗中向太监赖恩行贿，得以先于宗设道谦的船进港验货。明市船司在嘉宾堂举行的欢迎宴席上，鸾冈瑞佐又被置于首席，宗设谦道居其次。两者因席位问题再次发生争执，并引发了武斗。由于宗设谦道所率船队的从员多系海盗，在宗设谦道的唆使下，打开东库，抢出武器，攻入嘉宾堂，将鸾冈瑞佐斗杀，宋素卿在混乱中出逃，避于10里外的青田湖。宗设谦道率众纵火焚烧了嘉宾堂，然后四处追寻宋素卿，迫近绍兴。在返回宁波时，又大肆杀掠，百户胡源被杀，指挥袁琎、百户刘恩被掳。至宁波后，又大掠市区，然后遁洋而去，明军在追击过程中，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战死。宗设谦道一伙在返回日本途中，遭遇大风，有一船漂至朝鲜，被朝鲜守军诛杀30人，生擒20人，缚献明廷，这事件被称为“争贡事件”。争贡事件后，明政府要求日本逮捕肇事元凶宗设归案，并送还掳去的袁琎及民众，不然将断绝勘合贸易。日本大内氏担心勘合贸易受阻，即派家臣赴朝鲜，希望其代向明朝斡旋。经过一系列活动，大内氏的3艘勘合船于嘉靖十八年（1539）五月抵达宁波，日使要求明廷将没收的宗设和宋素卿的货物归还，并发给新的勘合，被礼部拒绝。嘉靖二十六年（1547），大内氏再次派勘合船赴明。明廷以距10年一贡期限尚有1年，不予接纳。日使策彦周良只好率船离开宁海，以待贡期。这时，定海外海的大小岛屿已被倭寇、海盗和走私商人占据。同时，葡萄牙（中国史籍称佛郎机）殖民者也开始在中国沿海出没，甚至与倭寇勾结，公然劫掠。有时还冒充南洋诸国的朝贡船只，以骗取明廷的回赐。为了防范佛郎机，明廷对诸国的进贡船严加盘查，“不齐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因此，非期而至的日本贡船被拒绝登岸。嘉靖二十七年（1548），大内氏的勘合船在巡抚朱纨奏请下才得以提前进贡贸易。日使得寸进尺，又要求颁发新的勘合，明廷以弘治、正德旧勘合未缴回为由加以拒绝，至此，中日勘合贸易彻底断绝。
    原文参考文献：
    ［1］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明实录［M］。影印本，1940。
    ［3］张振声。中日关系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4］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
    ［5］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