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王朝采纳了以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等南北封疆大吏联名会奏的《请废科举折》，决定“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在中国传统儒家社会道统、王统、族统三维共构中起着制度性联结关键枢纽作用，沿袭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由此戛然而止。清王朝及其重臣们始料不及的是科举之兴废不仅仅是一个教育体制的问题，而且是儒家社会制度化的关键所在。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废科举引发了中国儒家社会全面散构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六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二千年帝制王权覆灭；十年后，新文化运动发生，儒家道统遭全面批判，权威扫地；十二年后，儒家宗族社会与其领导层--“土豪劣绅”为国民革命之狂飙埋葬。严复称废科举“此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东方杂志》第2卷第三期。）。“废科举，兴学堂”与“废封建，开阡陌”均为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转换的标志性事件。后者史家已有共识，而前者之重大历史意义似尚未得以认识，值此重大史事百年祭日在即，特草文以思之。
    一、科举为儒家社会制度化联结之关键
    “任何一个文明所发射的影响都包括三种成份--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中国儒家文明同样有此三种成份，其中国的话语就是道统、王统与族统。而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有机联结，这个联结的枢纽就是科举制。科举是儒家社会制度化的关键。
    文化价值规范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内在联结纽带。作为“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体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5页。）的国家--王统，同样需要一个为社会普遍尊崇的文化价值规范--道统来为之维系与整合社会，同时，也以此论证与体现王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周王朝在灭殷后以敬天，崇德，爱民，慎罚作为周人统治合法性的文化总结。孔子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成为关东六国广泛尊崇的“显学”。孔子西行不到秦，秦国受儒学影响甚微，法家思想为主导地位，秦始皇以此为凭借，扫六合，一天下。用“焚书坑儒”的方法摧抑关东六国旧有的儒家思想，力图“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以法家文化作为全社会的联结纽带。但以“严刑酷法”为表征的法家文化，有违关东六国数百年积淀的周、孔文化基因，也有违人类和平的本性。故“坑灰未冷天下乱”，秦为民众起义所推翻。
    继秦而起的汉王朝，有惩秦二世而亡的教训，立国之初在继承秦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的同时，就极为注重在文化价值规范上与“暴秦”划清界限。汉高祖以楚人得天下，楚地的道家文化对其影响甚大，故在汉前期，其治国的文化指导思想是以“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为标的，从而有了“萧规曹随”、“文景之治”的史实。但道家文化“小国寡民”的治国思想无法适应大一统帝国的实际需要，同时，道家文化作为楚地文化也没有以周文化为基础的儒家文化那么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广泛的民间尊崇。而且，汉王朝的整套政治制度礼仪，也是叔孙通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制定的。是故，在汉武帝消除诸侯王威胁，重建大一统的帝国之后，顺理成章地接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从此，儒家文化成为王统尊崇、并以政权之力向民间诱导、整合、推行的主导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化初露端倪。
    儒家文化从汉武帝始取得“独尊”的文化主导地位。但直到隋唐，在长达六百多年的历史中，它与整个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未能形成制度性联结。所以经常因王统皇帝个人原因或时势之影响，为玄学、佛学所冲击。“道术而为天下裂”，文化价值规范与政治、社会缺乏制度性联结，也使政治与社会长期处在分裂与动荡的状态之中。科举制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结束了中国社会因文化、政治、社会三个系统缺乏制度性联结，而经常发生的长期分裂与动荡的历史。
    科举制首先是使儒家思想制度化地与中国王统、族统联为一体，三维共构，互动平衡。汉武帝虽然祭起了“独尊儒术”的大旗，但两汉经学各从师说，没有统一的标准，不但能为王权所用，也能为王权的觊觎者所藉，王莽以古文经而篡汉；司马氏以“孝”而代魏。有鉴于此，唐在沿袭隋创科举取士制度的同时，开创了以统一的教材--《五经正义》为科举考试的试卷范围与标准答案的制度，以此“儒学正义”来统一士人与官僚的思想，在防范异端邪说孱入文化道统与王权王统的同时，由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统一的思想，将大一统意识、王朝天命意识贯注于士子与官僚之心。这一借统一教材与答案的办法来统一思想，使儒家思想与王统政权内在合一的办法，为历代王朝所奉行，从宋代的《三经新义》到明清的以朱子《四书》为科考内容，无一不是借此来牢笼思想，使士人与官僚在思想上与大一统专制王权产生内在的契合。王统以统一的科考内容，使儒学道统与之同构；而儒学道统亦借科举之制度，与王统产生刚性的联结。不通儒学者，无法通过科考而进入仕途，同时，王统若越出儒家道统之范围，即为“逆天背道”的“无道昏君”，将会被以儒学联结的士人、官僚、宗族社会所遗弃、推翻……
    儒家文化价值规范通过科举成为王统的内在指导，达成了政教合一。如康熙所言：“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注：《十二朝东华录》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而且，王统为整合社会之需要，给予科举入仕者种种特权以奖诱社会、使入第士子入仕为官，致仕为绅，成为宗族社会的领袖、精英，并通过他们将儒家伦理贯注到宗族社会生活之中。同时，王权还通过表彰“义门”、“节妇”、“孝子”、“忠烈”，设置“木铎老人”定期宣讲“圣谕”等方法，强化儒家伦理对宗族社会的整合作用，“一方面把家族政治化，另一方面又使政治家族化，把国与家打成一片，这是伦理的神髓”（注：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制度》，[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页。）。政、教、家三者完成了内在的联结，三维共构形成制度性构建。其伦理的神髓正是以科举为凭藉而得以成功的。
    科举制以科考内容为导向，将王权之王统、社会之族统均纳入儒家道统价值规范之中。同时，它也从组织上，制度化地保证了王权官僚体制的后继有人。而且，由于其考试制度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公平性，所以它在保证王权能从中选拔人才的同时，还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有效地扩大了王权的统治基础，缓和了社会矛盾，为中国儒家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起到了内在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