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废科举，王统之崩溃与族统之解构
    科举制以儒家文化价值规范制度性地向专制王权官僚体制定期输送新鲜血液，使专制王权不断得到能员干吏的补充而正常运行。而废科举则切断了这一至关重要的组织联结，尤其是价值规范的内在联结。故而，尽管废科举之后，清王朝“重学堂，凡学堂毕业者均与出身”，一如科举旧例，笼络于官僚体制之中，殊不知，新学堂所受之教育决定了他们在价值理念上与科举出身者有着根本的不同。所以，他们即使进入了专制王权官僚体制，在思想上与此体制依然是格格不入，同床异梦，而且，不少人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积极地作着推翻专制王权的准备。是故，辛亥革命甫发，上至清王朝之各部，下至各省、府、县，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大小官吏，纷纷倒戈相向，如首义之府的湖北，郧阳县令滕松、咸丰县令徐培方、宜都县令徐秉书、黄州府经历高孝炜、光化县令黄仁、南漳知县夏绍范、均州知州陈文琪、谷城知县张肇芳、宜城县令吴文炳、枣阳县令瞿长龄等都是积极响应与顺应革命。由于这些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官员大量倒戈，整个湖北除了荆州等少数地区之外，基本上是传檄而定。科举制使专制王权官僚体制产生了内在的离异与叛逆，这是清王朝始料不及的。
    废科举使王权专制官僚体制产生了根本的离异，从此，任何图谋专制的帝制与复辟再也无法得到政府官僚体制的支持，从而陷于孤立而失败。如袁世凯也“注意选拔称职的文官。各种考试，特别是县长候选人考试开始出现。新的考试所测验的，不是对儒家经典的掌握情况，而是各种行政能力和一般知识。在1914年到1915年间，数千人在北京参加了考试，他们的成绩虽不是唯一的，但也是重要的任职标准”（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章建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形式上颇似科举，但没有“儒家经典”这一与专制王权内在同构的价值理念导引，袁世凯精心选拔的官僚，也走上了与袁帝制自为的离异之路。上自其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下至县令、府尹俱叛之而去，新华一梦遂成空。而且，自新文化运动儒家道统被彻底批判之后，中国虽有各种专制的形式出现，但失去了三纲五常文化之支持，失去了培养忠君观念的科举制度维护，“帝制”一词终成历史。
    废科举也使中国宗族社会发生了全面的散构而急剧转型。
    科举制度性地为专制王权提供后备力量，同时也制度性地为宗族社会提供精英、领袖。科举入仕的士人，进则为官，退则为绅，“政府之治地方，责成于州县，州县之治地方，假手于绅董，绅董介于官与民之间，所以沟通地方之群情，巩固地方团体，不失为地方政治上一机关也”（注：《改良地方董事论》，《东方杂志》第一年第六期。）。专制王权正是依靠在文化上与之同构的士绅所领导的宗族社会的自治，才能以较低的统治成本维持大一统帝国的稳定的。
    废科举使绅士阶层断了香火，后继无人。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的动乱，使大量末代绅士离开了宗族聚住的乡村，进入城市，“一般有知识的人，能作领袖的人，都厌恶农村生活，都抛弃农村生活到城市里去”（注：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如武昌“县巨绅多半寄居汉口，地方有要事，多由县长亲自造访，平时对地方事不甚过问”，“蒲圻士绅侨居省垣者甚多”（注：《湖北省县政概况》1934年。），此种现象遍布国中。乡绅进城，使宗族社会失去了领袖与重心而散构。这种自然的散构因国民革命“打倒土豪劣绅”的狂飙疾扫而加剧。国民革命中，残留在乡村宗族中的绅士几乎全数被冲击、镇压，幸存性命者，大部逃入城市。如湖北黄安农民协会处决了吴姓乡绅、宗族族长吴惠存后，士绅地主“在乡村跑得精光”，麻城“自民十六年以后，被共匪之压迫，四乡士绅，多逃避武汉”（注：《湖北省县政概况》1934年，麻城。）。少数留在乡村的乡绅则如惊弓之鸟，拱手交出乡村领导之权。湖南宁远“现各土豪劣绅俱已敛迹，不复出头捣乱”（注：湖南省政府秘书处编印：《民国十九年度湖南县政报告》，宁远，1931年8月印行。），湖北浠水县“以前土劣，自民十六年以后，所受打击甚深，现尚各自敛迹不敢与闻地方事件”，麻城的乡绅“多抱消极主义，对于地方事务不愿负责”，圻州“乡区绅耆，尤多隐居自好之士，日趋于消极”（注：《湖北省县政概况》1934年。）。儒家社会的基础--乡村宗族社会之领导层--绅士，就这样既因科举废除而后继无人，又遭国民革命沉重打击而奄奄一息，宗族社会失去了领袖与重心，其解体也就指日可待了。
    乡村宗族社会因废科举而无法再产生以儒家伦理为规范的绅士阶层，同时，废科举后各类新学堂也在乡村中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人情莫不以科名为宗族光宠，今者科举已废，学堂为荣进之阶，此日不入学堂，则他日必无出身之路。兹以祠产余款举办学堂，将来卒业递进升得官职，其荣显与科名无异”（注：《江西官报》第31号，第2页。）。以族产办学蔚然成风。而且这些新学堂大都为受新文化运动熏陶的激进青年举办，其宣扬的价值理念多为近代西方文化的民主与科学，对于维系宗族社会的儒家伦理，皆不屑一顾。据1927年《学灯》编辑部调查：赞成“维持而加笃”祖先祭祀的仅有14.5％，赞成“绝对废除”祖先祭祀的却为72.6％（注：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38-47页。）。更有不少共产党人，将乡村学校作为革命机关，培养干部，组织乡村革命。以至守旧乡绅惊呼：“学校为共党制造成所”，“共党首领多是青年学生，以致父兄咸视学校为畏途”（注：《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下册，文化类。）。由是青年学生取代了绅士在乡村的领导地位，成为乡村的实际领导者。赣西“乡村的政权极大多移于新学生之手”（注：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29年9月6日。）。这些新学生按其革命的理念，“打破地方观念及家族观念，对于祠堂的财产田土一概归公”（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六大以前》。），“对于一切迷信如神象佛龛，菩萨祖先牌子神龛，土地公祠对联匾额一概焚毁无余，庙宇宗祠充作农协等机关”（注：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第11页。）。乡村宗族社会经此急风暴雨的洗刷，摇摇欲坠，散构殆尽。
    大革命失败后，乡村宗族散构的趋势没有停缓。其由族学而兴办的学校继续对以儒家伦理建构的宗族社会进行消解。南京政府以政权之力劝令各地宗族抽提族产兴办学校，湖北省政府要求各宗族“应按章多拨族学课租”，“各族如有未拨族产兴办族学者，应随时令其遵章成立”。同时，对这些以族产办的学校之教员与教材各省县都作了具体的要求：“凡教师教法不良，头脑冬烘并以四书五经作教本”的“应即予封闭”（注：《教育委员视察注意事项》，湖北省档案馆LSI-I-158号卷。）。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儒家道统在宗族社会复辟的可能。而且，这些新式学校在族产与学校的运作管理上，完全采用西方的运作管理模式建立校董会、校产制度，采用西方的教育制度与方法，使学校成为独立法人团体，从而将宗族的经济基础--族产转为校产，使宗族祠堂的财权枯竭，宗族祭祀活动无法举行，“至今日各族祀会多提充办学，盛大祭典，旷不举行，时移世异，固难为胶柱刻舟者道也”（注：民国《醴陵县志》卷五，礼俗志。）。
    结语
    废科举使儒家社会制度性联结的纽带中断，而引发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三维共构的中国社会政治之王统、文化之道统、社会之族统先后随之而崩溃、倾覆、散构。中国社会开始了新的构建与转型。但百年以来，由于文化重建未能完成，社会的制度化构建亦尚在探索之中。返观废科举引发的社会巨变，或许能使我们对于教育制度广泛的社会功能，以及教育改革的重要性与审慎性有更深切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