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关于抗日战争研究方面的图书，主要出版了以下几种：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陈吉安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地方生态》（冯崇义、古德曼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辽宁人民抗日斗争简史》（李秉刚著）、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同胞抗日50年纪实》（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地的呼声--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人生轨迹》（小川武满著，步平、郭素美、刁乃莉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史郎诉讼安与南京大屠杀真相》（《南京大屠杀图证》编纂工作委员会编）等等。
    一年来，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首次发布《中日历史研究课题指南》，开始受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申请》；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办、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社协办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在北京怀柔召开；三、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美国日本侵华研究学会、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协办的“第五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在长春召开；四、抚顺行政学院主办的“日本侵华期间迫害劳工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抚顺召开；五、湖北大学行政学院主办的“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
    一年来，有大量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学术刊物。就我们的视野而言，抗日战争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深入，其中一些文章和著述，反映了审视历史的新的视角，提出了新的研究观点；似应予以注意。
    一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批判
    1998年，是日本右翼势力活动比较猖獗的一年。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言论和活动层出不穷，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在日本公开上映严重歪曲历史，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旨在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翻案的影片《自尊》；二是东京高等法院继东京地方法院之后，判决揭发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东史郎败诉，使“南京屠杀虚构论”严重泛滥；三是受右翼势力影响，日本政府在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拒绝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就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做出书面道歉。此外，“自由主义史观”假学术研究名义继续泛滥，表现了右翼在理论上歪曲历史的企图。对这些情况，国内学界进行了批判。 如《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刊载的评日本公映《自尊》的一组笔谈，即以各种史实揭穿了《自尊》企图掩盖的东条英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从而批判了右翼的“亚洲解放论”和“东京审判不公正论”等等。这种基于史实的批判是必要的，也是近年来研究者一直在做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如果对日本右翼的批判总是就事论事，容易使我们陷于被动，要想彻底打败日本右翼经常不断的进攻，就必须在理论上进行比较系统的批判，而这个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如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史的研究，至今尚无著述出版。（注：据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关于东北抗战史、日本侵华史、日本军国主义史的研究状况和问题”座谈会的记录。）这种说法确实反映了抗日战争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应该说，在对日本右翼的理论批判方面，已经有人作了很好的工作。
    如对日本军国主义史观的研究，何理撰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第一，对这一史观的性质进行了界定。提出：“军国主义历史观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军国主义反动政治观念的重要表现。它是一种以军事霸权为特征的战争史观和专制统治观念，反映了从军国主义基本立场出发，对世界历史和国家关系的总体认识。”第二，对日本军国主义史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1、 “军国主义历史观的社会政治基础是明治维新后日本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政治、军事、经济制度。”2、 “明治维新后形成的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基本社会政治结构是日本军国主义制度和思想观念得以生存的重要土壤。”3、 “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的社会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4、 “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思想政治基础是近代天皇的绝对专制主义制度和‘皇国史观’。”5、 “军国主义历史观的社会精神支柱是作为日本国教的国家神道。”第三，对日本军国主义史观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提出：“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是对待中国及亚洲其他邻国的态度”，即侵略扩张态度。它的依据：“一曰生存发展论”；“二曰民族解放论”；“三曰自存自卫论”。第四，对军国主义史观在战后依然存在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它既是军国主义对日本社会长期统治和毒化教育的结果，又是战后‘冷战’思维和反共政策的产物。”后一种情况造成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战后没有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战争罪行作彻底的清算，这主要表现在：1、 日本的天皇地位没被触动；2、美国单独与日本媾和并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3、支持日本重新建立武装；4、对日本战犯采取了包庇纵容政策。 这些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战后不仅没有得到比较彻底的肃清，而且让一些右翼势力能够重新集聚发展的重要原因。第五，对当前日本右翼势力与历史上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进行了比较，提出在这样几个方面两者十分相似：1、鼓吹天皇制；2、美化侵略战争；3、 要求修改限制军事扩张的国家宪法；4、与黑社会勾结制造恐怖事件。最后， 何理在对日本军国主义史观对日本政府现行政策的影响进行分析之后指出：“日本当前关于历史问题争论中的态度，不仅反映了右翼势力企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旧梦的野心，也反映了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舆论准备和政治先导。”（注：何理：《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批判--评日本一些人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又如对“自由主义史观”的研究，步平撰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该史观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原因。他认为，1994年后“自由主义史观”的基本观点即在日本陆续发表，它针对的是战后日本近现代史教科书写作中基于三个“敌意”的三种史观：“一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日本的敌意，即‘共产国际史观’”；“第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日本的敌意……这就是‘东京审判史观’”；“第三种敌意来自中国和朝鲜，即要求日本反省的‘谢罪外交史观’”。（注：步平：《关于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 关于“自由主义史观”针对的三种史观，王希亮曾解释是“东京审判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见《“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及其历史》，载《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 ）以藤冈信胜为首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自称，他们的观点是战争中和战后以石桥湛山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在历史认识上的发展，即“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完全从自由的立场上大胆地修正历史”。所谓“修正历史”，就是“把日本明治以来的历史作为光辉的历史进行宣扬”，“把战争描写成日本的自卫战争”。藤冈信胜声称“自由主义史观”不站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立场，步平则指出：“他们把明确支持日本战争责任的‘只说日本罪恶的历史观’指责为‘自虐史观’、‘黑暗史观’、‘反日史观’，并且进行猛烈的攻击，而对于‘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却从未提出过批评，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进而指出，“自由主义史观”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并没有任何区别，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两者都是站在当年的战争指导者的立场上，鼓吹日本的所谓“自卫战争”观；第二，两者对战后历史教育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第三，两者都是要从否认具体的犯罪事实出发达到从根本上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的目的；第四，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认识的右翼人士并不否认他们对“自由主义史观”论者的欣赏；第五，“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同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人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别。步平还分析认为，“自由主义史观”的产生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不充分有密切关系，而后者的客观原因在于战后美国基于反共战略而对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战争责任未加彻底追究，主观原因则是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顽固维护旧体制和战争观的右派政治家的强大势力。步平还认为，9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是“自由主义史观”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藤冈信胜自称曾信仰过社会主义，直到90年代苏联和东欧发生了变化，“自己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幻想才得以清除”，进而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已经失败，那么建立在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史观也好，共产国际史观也好，甚至与此相关的东京审判史观，都应当受到批判。”另外，与国际形势相关，海湾战争之后日本对自己的国际作用认识的混乱，也是“自由主义史观”产生的原因之一。
    除上述两篇文章对日本右翼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批判外，王希亮撰写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批判》（注：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发表时待续，1999年第1期续完）。），也应引起注意。《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是由百余名日本自民党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会”1995年编纂出版的，该书收入的19位日本右翼学者和政客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全面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公开美化军国主义，否定东京审判的合法公正性。1997年12月新华出版社将其译成中文内部发行后，立即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围绕着该书中“日俄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二十一条并不过火”、“满洲国的成立是满洲人的愿望”、“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事件”、“东京审判是复仇的仪式”等观点，王希亮比较全面地剖析和批判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